士绅阶级到了清朝，虽说成了奴才，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但在汉地还是地头蛇，而且越往后发展得越大。一方面是清朝汉人急剧增长，从清初统计的2千余万人增长到了4亿多人，与满族的人口比例也由20:1发展到了100:1，人口上汉人优势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自然使大量林地荒地被开垦，经济发展使汉地占中央财政的收入也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提升了士绅阶级的底气。
不过这些都只是慢慢积累的量变，士绅阶级想要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还需要质变。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同时发力，给了士绅阶级表现的机会。英法联军扰乱了中央政府的核心区，而太平天国则让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断线。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一系列捍卫士绅利益的地方武装建立起来，士绅阶级终于迎来了再次抬头的机会；机会如此之大，直接让他们拥有了军权，这是明代士绅阶级都不敢想的权力，这也让清代士绅阶级与中央政府的斗争方式发生了转变。
晚明的士绅阶级主要围绕着抗税，调动行政能力和舆论来保全阶级的财富；而晚晴的士绅阶级则围绕着军队，想着怎么样逃避国家责任，怎么样保全自己的军队。如甲午战争实际上只是李鸿章与日本战争，其他拥军的士绅官僚并不援助。李鸿章的很多部下，都是在想着如何规避作战的损失，为保全自己实力而失败。战败的赔款是国家赔，可淮军的实力还是保存了下来，这才是重要的。只有淮军在，李鸿章才有价值，才有底气。
但是由于晚晴的入侵者主要是完全不同文字不同语言的白种人，这又让士绅阶级中涌现了一些有家国情怀的人，如左宗棠，在他们的努力下，清朝回光返照，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英雄的气概可以暂时掩盖阶级的腐朽，但改变不了腐朽的本质。这期间士绅之所以愿意与中央政府合作，一方面是认知误区，认为西方势力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另一方面也是各地拥军的士绅阶级相互制肘，他们不像晚明的东林党有共同利益；若曾国藩敢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就会扑灭他，他们只能共同和中央政府保持明面上的合作。
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士绅阶级也看清了洋人的“文明性质”，不再把洋人当作与中央政府的共同敌人；另外，士绅阶级也随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尝到了资本的甜头，一部分先进的士绅阶级还演变为了士绅资本家；他们与中央政府渐渐拉开了距离。当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之时，李鸿章却带发起“东南互保”，对列强保持中立，公然拉开了士绅阶级对抗中央政府的序幕。辛丑之后，中央政府再也没有总揽全局的能力了。
李鸿章死后，进步的继任者们脱离了士绅阶级的行列，当淮军出身的袁世凯拥有了一支新式陆队后，便不再需要中央政府的赋权，科举制度也不再对他们有利了。最初，科举是士绅阶级获取权力的方式，也代表中央政府对士绅的赋权。当袁世凯通过军权巩固来政治权力后，他们便废除了科举，而丧失了赋权能力的中央政府威信自然大降，清朝也随之灭亡。
但新时代也不再是士绅阶级的天下了，民国军阀割据自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且士绅资本家变身的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他们也在夺取传统士绅阶级的统治资源，之后，士绅阶级再也未能再攀上统治阶级的地位。最终，在新中国的土改运动中，中国最后一个
原生统治阶级——士绅阶级，彻底地走向了消亡。閱讀更多 開創新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