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所在的四川地區是佛教傳播十分發達的地區，而蘇軾幼年的住所更與佛門聖地峨眉山相去不遠。在一個佛教氛圍如此濃郁的地方成長，不難想象蘇軾的成長一定伴隨著佛教，而他的家庭成員對於佛教的熱愛，也證實了這一判斷。蘇軾的祖父、父親、母親都信奉佛教，這一點或多或少都會對蘇軾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蘇軾的母親程氏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的父親蘇洵也多與蜀地高僧結交，故有“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師歸，布衣疏食，以為其徙先。”蘇洵在圓通禪院與居吶禪師論佛時，僧轉還把他列為居吶法嗣。在蘇洵的一生中，他還收藏了大量的佛教珍品，蘇軾曾回憶說“舍所愛做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如此虔誠的佛教徒與濃郁的家庭宗教氛圍，很難說沒有對蘇軾產生影響。
四川地處中國西南，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更是劉備西蜀集團的大根據地。千年以降，這裡出現過無數輝耀中國文學史的名字。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憂愁，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佳話，這一切，都為四川蒙上了人傑地靈的面紗。公元1036年12月19日，一名嬰兒降生於四川眉山，他的父親不會知道，眉山不會知道，四川不會知道，這個嬰兒將會在中國文學史上書寫新的篇章，輝耀整個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開天闢地的人物，這個嬰兒就是蘇軾。
蘇軾成長於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便是《三字經》中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即蘇洵。在父親的影響下，蘇軾自幼便表現出了卓越的文學天賦，並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公元1056年，二十歲的蘇軾第一次走出四川，進京參加科舉，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開始嶄露頭角。此後的蘇軾少年得意，仕途順暢，這一時期正是蘇軾人生的順境。而公元1069年，因對王安石新法的不滿，蘇軾被貶謫出京，由此開始了他人生的逆境，也開始了他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
起初，蘇軾被調任杭州通判，隨後先後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在這十年中看到了民間疾苦，看到了真實的社會環境，《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名篇便與此期間創作。這十餘年蘇軾雖被貶謫，卻還未達到他人生的低谷。公元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還不足三月，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朝中政見相左的同僚陷害，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而陷害他的人就包括同樣為大家所熟知的文學史上的名人——沈括。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蘇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他在文學創作上的轉折點，出獄後蘇軾被貶謫黃州，心情抑鬱，此時他對於佛教禪宗的領悟更上一層樓，他文學創作中的大部分名篇即在此階段所作，如《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哲宗即位後，蘇軾起復為中書舍人，卻又因批判朝中腐敗現象被貶謫，在杭州度過了他生命中最舒適的十六年，此時的蘇軾無論對佛學還是對文學的領悟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對於愛情和親情也有了新的領悟。公元1101年，蘇軾在被貶謫幾十年後獲赦北歸，行至常州時逝世，享年六十六歲，諡號“文忠”，“文忠”二字可以說是對他一生精準的概括。可以說在這樣一個鬱郁不得志的情況下，蘇軾依舊能在文學上創造出無數佳作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可以謂之奇蹟！
蘇軾學佛，不圖成佛，也不為來世，只是想在佛教中求靜與達。在靜與達方面，蘇軾認為佛老是相通的，這裡的“靜”只的是心靜，去除雜念，“以自洗濯”。用他的話說，“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人能一心求靜，便有無限的能量，不留意於外物，對物沒有要求，才能做到淡泊寧靜的情懷，感受自然萬物的美好，才能擺脫功名利祿，體會人生的樂趣。“達”是指破執，以曠達的人生態度來對待萬物，破除偏執。這裡的“達”是一種曠達，超脫名利榮辱的心態，對外事外物無所求，投身到大自然中感受自然的美好。
禪宗的“靜達觀”就是一種圓融，一種無差別的愛，對宇宙、對人生有著深刻的認識，超脫於世俗世界的精神追求。為人們理解世界，思考人生提供了哲學基礎。佛家講靜達圓通，心靜如水，去除雜念，這就與道家所講的“滌除玄覽”一樣，去除心中的雜念，對外物無所求，做到人生之淡泊，體悟萬物的情感，與自然同一，體會自然的快樂。
蘇軾正是吸收了佛家“求靜且達”的思想觀念，以平常心看待萬事萬物的變化，對人生的種種不幸、貶謫看成短暫現象的一個點，而時刻保持著一種樂觀曠達的心態面對人生的變化。這是一種情志，一種淡薄、嫻雅的氣質。蘇軾學佛以後在禪宗中可以找到一種自我解脫和安慰的方式，遠離世俗世界，功名利祿的誘惑而尋求內心的安寧。學佛後的蘇軾也奠定了他在文學這一領域上創造出新天地，成為千古的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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