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
对此，邵某专门写了一篇《书法与射墨之辩》的文章来为其行为进行“辩护”。指出其“射墨”艺术（如果可以称之为艺术的话）并非无中生有，在形式、意趣和气度上乃得之于传统书法的启发，并结合自身创作实践中的“大众游戏”的行为性特质体验，创造出了“我之射墨我家书”的独具一格的“射体”，大有舍我其谁的一代宗师的派头。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席勒曾试图阐述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指出审美自由就是一种游戏。他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游戏，艺术对于塑造健全完满的人性具有非常重要之作用，人在游戏（高度的审美自由）中实现“去蔽”和“解放”。邵某极有可能是借助这样一种理论来为自己的创作自圆其说，或进行“辩护”的。
正如他在文中所承认的：“我创作实践的行为性充分具备了大众游戏的特质。射墨人人可以玩，可以射水、射墨、射油、射颜料等；注射器、喷雾器、盛水瓶等，随处可以取材。大人小孩，于工地、街道、纸上乃至虚无空间都可以射，如能加上观众的不断喝彩声，遂可达到一种解乏愉悦的功效，于‘漫射’之间，收获了美滋滋的成就感。”
但是他用的是“大众游戏”一词，和席勒对“游戏”的理解和阐述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说到底，邵某对“艺术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换句话说，不管你“射”的是什么，用什么“射”，“射”向哪里，是谁在“射”，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游戏”了，你得到了“观众的喝彩声”，你“愉悦”了，你“收获了美滋滋的成就感”。
表面看来，邵某为其行为“辩护”的说辞似乎无不道理，他甚至还从传统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上来进行论证。比如他说：“射墨中的每个表现细节，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射墨同任何艺术创作一样，都需要一种深沉的历史积淀。”这里所谓的“细节”具体指的是什么？这里的“历史积淀”具体指的又是什么？邵某并没有解释；我还真读不出他的“射墨”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历史积淀有何承传关系。
邵某很会利用各种理论来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理论支持，这不，连精神分析学说都用上了。邵某说他之所以选择注射器作为‘书写’工具，是“为了‘逃离’传统书法有关‘规定性’的羁绊”，并且强调这一行为“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式的猎奇”，而是遵从内心的呼唤，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需要，正是这样他才能有效地“进行无碍地自由书写”。
笔、墨、纸作为书法艺术的“规定”工具是“羁绊”？而用注射器就可以没有“规定性”地自由“书写”？
要知道，任何以工具为手段的手写都会受到该工具的规定，笔有笔的规定，注射器自然也有注射器的约束，怎么可能说用注射器就是“无碍”呢？真正的障碍来自于精神的束缚，而不是工具的使用。我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导致邵某这么认为的，而他所谓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式的猎奇”恰好暴露了他的自卑的人格心理缺陷的事实。
整篇文章邵某既避免谈审美问题，亦闭口不谈自由问题，而审美和自由恰好是艺术创作的最珍贵的要素，可见他把艺术创作的“游戏”从审美和自由中孤立出来，不仅没有读懂席勒（当然，不仅仅是席勒，还有康德、斯宾塞、谷鲁斯等）的思想，甚至曲解了这一理论，并断章取义地把“游戏说”变成了一种“杂耍”理论，它甚至还比不上纯粹的玩耍让人获得更多的愉悦感。
因为邵某的“杂耍”需要美女拉宣，需要有人捧场，否则他一个人耍不起来，也耍得毫无趣味。这就是邵某所理解的艺术源于游戏的本质罢，因此把艺术创作简单地等同于“大众游戏”就不难理解了。总结起来，邵某“射”的并不是艺术，而是一种试图通过刷存在感来获得大众认同并借此来超越自卑的行为，这种“行为”去掉了邵某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剩下的就只有无聊和恶俗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邵某是试图在他的“行为”——假借狂狷——中创造一个他想象中的快乐的王国，他甚至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个“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试图要创造的幻想的世界“充满热情”，这就是他的“白日梦”。需要明确的是，艺术创作的“白日梦”是在无意识动机的引领下完成的，它在创作过程中充满各种变数；而邵某以意志“转移”来获取现实中不能满足的变相“补偿”的企图，却是事先安排好的。以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来看，现实中的邵某应是个思想压抑或者行为障碍的“不健全”的人，这种“不健全”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的经验——邵某缺少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个“缺少”引发了艺术家“欲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了精神紧张而患上表现强迫症。如果艺术家像孩子一样通过玩耍——比如说躲猫猫、打水仗、老鹰抓小鸡——的方式来释放压力和苦闷，人们就会取笑、讥讽甚至非难他，而通过艺术“白日梦”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补偿”就“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羞愧”，既进行了“游戏”，又满足了心理上的需要，乃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做法。可惜邵某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为了获得一种如摇滚明星般炫目的存在感，把自己装扮成某一类“非正常”人——这似乎是天才艺术家的标志——以此来增加自身的传奇色彩，借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争议，从而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和目的。
事实上，此现象并非个案，但顶着这么多头衔出来“忽悠”的还是比较少见。如果理性地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状况说到底就是艺术家创造力进入枯竭状态后的无聊表现，是为了“走红”而不择手断的耍流氓，其“射墨”表演不过是“杂耍”甚或“装疯卖傻”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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