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闵行没有老县城？

说起上海的城墙，很多人都知道上海市区有老西门，小东门，小南门等，准确的说，就是中华路和人民路围成的环形一圈，如果您对上海的城市道路纹理熟悉的话，一定不会对上海地图上的这个圈感到陌生，若按照北京对于环城圈的命名，这是上海的“一环”。

1907年地图中的上海县城墙，一望而知

而上海郊区几个中心地带，如嘉定的嘉定镇街道，现在属于浦东新区的川沙镇（川沙县）和惠南镇（南汇县），奉贤区的老县城奉城镇，松江的岳阳、中山街道的老松江镇，以及嘉定的嘉定镇，宝山吴淞地区的老宝山县城，现在还都能找到一些老城墙、老城门的影子。

嘉定城墙，西水关今貌（维基百科）

川沙堡城城墙遗址（来自网络）

这其中，面积也算不小，还有马桥古文化的闵行区却没有这样的一座古县城，更别说城墙。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曾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追溯了从上海县到闵行区的几十年往事脉络。

简单的说，1958年，沪郊江苏省属十县并入上海，其中上海县、宝山县、川沙县分别与上海市属的西郊、北郊和东郊三个区合并。沪杭铁路上的小镇莘庄，1945年从松江县划给上海市，1958年随所在的西郊区并入上海县，1961年才成为上海县城。

回到1958年，当时的上海县县城在今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不过，那里同样找不到城墙的影子，因为那里同样是一座1930年代才启用的县城，并且在北桥和闵行（闵行镇，通称“老闵行”）两地来回搬迁过多次，而与闵行同样历史悠久的北桥，成为上海县城的历史也非常短暂。

项宅，闵行镇历史的记录者（某房产公司网站）

而在此之前，上海县的治所，或者说县城又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上面提到那些，您熟悉的那些门。

为什么上海县城会在老上海县以外的地方？这还得从上海县的历史说起了。

特殊的道台，特殊的上海

上海县建立于1291年，直至辛亥革命，一直隶属于松江府。有人打趣说，从前是松江的上海，现在是上海的松江了。形成这种隶属关系的倒转，主要还是因为清代特殊的“道”一级行政机关以及特殊的所谓“上海道”。

道的负责人一般称道员，但常俗称为道台，或道台大人，雅称是观察，或观察使，管制几个府的军民前梁，属文职也有一定军权，据说是正四品的官衔，足以压制属下几个府台大人，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因为省太大， 而县太小，需要中间加一个关联，就算行政管理先进的今天，省级和县级之间也需要一个地市级建置来巩固层级管理的效率。

清末官场合影，端坐者为末代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旁边正对镜头，毕恭毕敬站立的为清代曾任上海县、南汇县知县，苏松太道道台的袁树勋，其仕途巅峰为两广总督。

上海县所属的松江府，与苏州府、太仓府同属于康熙年间成立的苏松太道。

苏松太道府原来在苏州，后来因海运开禁，迁到了离海更近的上海县直至民国年间裁撤道这个级别为止。久而久之，人们习惯就把苏松太道叫做了“上海道”。

上海道台衙门旧址（巡道街金坛路口），建筑已经完全不存，此地已经建起高楼（维基百科）

最有名的上海道台莫过于租界始作俑者

蘇松太道宮慕久告示欽命監督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宮（為曉諭事：前於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注：即《南京条约》附属的《五口通商条约》）等因奉此。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協議訂立之章程，茲公布如下，其各遵照毋違。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先得不到中国人接纳的英国人，反而因祸得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建造城市，并且将自己熟悉的管理办法运用其中。英美租界合并后的公共租界，甚至是不隶属任何一国的独立天地，吸引了许多人来此淘金冒险。而更没想到的是，英国人利用租界合约的漏洞把土地越拓越大。法国人、美国人也来要求租借土地，最终，租界成为外国势力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一种“有效”模式，上海租界面积最大，而在天子脚下的天津卫，最多时竟然同时存在九国租界，数量最多。

天津一共有英、美（后宣布放弃，且并入英租界）、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时、奥匈帝国九国租界

租界打造了一个新的上海，一个不属于中国人的上海，而那个老上海县城显得逼仄，简陋。那时候出的英文地图，上海县城永远是那个尴尬的窟窿，歪歪扭扭地写着Chinese City（华界老城）。

1919年上海市政略图，图中仅用颜色标出租界，但上海老县城（Chinese City）也被圈出

正是宫道台的租界条约，将上海县生生地划出了租界和华界两个不同的城市，公共租界成立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以及上海县本来就有的县署，成为上海这座十九世纪的新兴城市内部就三足鼎立，但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却反而让上海在20世纪初期站上了一定的高度，获得了巨大的知名度，上海县的华界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工农业基础，租界则提供了相当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同时，周围的宝山、嘉定、松江、川沙等县也被这股动力卷了进来，上海的范围也得以扩大，然而，上海的中心也逐渐脱离上海县城，让渡于更灵活，更开放的租界区了。

临近19世纪末，上海县城仍然显得很陈旧，但此时租界已经发展起来了。

民国时，老北门一带（晏海路、民国路、金门路、河南南路口）（《老上海百业指南》）

2017年12月，笔者恰好在老北门这里向出城方向走去

民国后，府这一级别撤销，道得以保留，上海县属于上海道，后改称沪海道。1927年，国民政府明确省县两级制，道的行政建制级别真正告别了历史舞台。

1927，县市分离：上海县城最终划进了黄浦区

去年夏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上海第一位市长：黄郛。

【沪说】上海第一任市长的奇幻宦海沉浮：上海建市90周年系列

1927年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是一座以行政命令建立的城市，第一批直属中央政府的城市建置。但是这座目标国际级的大都市，却被扩大几十倍的租界“侵蚀”了其中的核心部位。

1915年，上海县全境图，其中租界与老县城以含混的“上海市”代替（《上海县志》）

1915年，上海县衙门六百年内第一次换了个地方。而仅仅过了12年，这两处衙门都被划入了新的上海特别市。按照原来的方案，上海县理应全数划入新的上海特别市，也包括58年划入上海县的莘庄和七宝等地。

但因为当时的城市管理能力有限，上海县南部地区远没有达到城市化标准，而是四散分开的一个个集镇，同时乡间士绅阶层的反对声音也很强烈。在新中国土改之前，这些“土豪劣绅们”决定着农村的一切，因此上海特别市的征收计划大部分搁浅，从而造成了上海特别市与江苏省上海县的分治局面，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颇具规模的闵行镇成为了上海县新的县治。

紫色部分为上海特别市成立时计划接收但最终未能接收的市乡，其中包括闵行在内的上海县南部各市乡

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将租界区统一命名为“黄浦区”。1946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将市属第一区也命名为“黄浦区”。同时，上海老县城分属邑庙和蓬莱两区，1960年两区合并为南市区。2000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半个多世纪兜兜转转，老上海县城如今是黄浦区管辖的。

不甘心又不得不拆的城

上海是全国最早一批开始系统性拆除城墙的地方，早在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同一个月。如今，尽管在几个地方还能看到上海县城墙的残垣断壁，但基本已经消失在城市记忆之中了。拆城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但也不完全是因为革命需要，此时的上海县城不仅拥挤不堪，而且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同属上海县的闸北一带，更别提与外国租界之间的天壤之别。

早年间从上海县城到黄浦江码头边，还是颇为气派。

有关上海拆城的故事，笔者找到了早年间购得的一本上海野史笔记《上海轶事大观》。上海拆城的最早动议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但此时时机并未成熟。反对者声音很大，他们有五点理由拒绝拆城。

原文如下

1）可以防御盗贼，不染租界奢靡习惯；2）城内道路不治，拆之则丑态毕露，不拆犹可藏拙；3）外人日觊觎吾之土地，不拆城则可以交通不便而止，且拆城后南市诸兴盛马路亦将不保；4）法、华接壤之处，厘局林立，倘为法并，势将免厘，则大受损失；5）拆成后如被法并，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失，民气益衰，实所不愿。

这五条其实凝练一下就是，拆城必将城内的丑陋与落后暴露，随时可能被租界吞并。这种掩耳盗铃，以爱国主义作为遮羞布的愚昧思想导致拆城议案被搁浅，而是效仿南京城将城门扩大，甚至增加城门。

于是，荒唐的一幕发生了，因为开新城门和修葺城墙的费用和人工很难筹措，于是直至四年后，宣统元年（1909年），新城门的工作才得以开工，新建了小北门、小西门、新东门，次年竣工。随后又改建三座城门，修整了几条马路，前后花了“五六万金”，如果这是个长治久安的工程倒也不亏。

但仅仅过了一年，上海光复，拆城派又占了上风，在压倒性的决议之后，上海的城墙终于在1912年初开始一点点倒下，由北门开始，从东西两边同时拆除，至南门止。拆除城墙后留下的环状空间，以小东门与老西门为横轴，北段为民国路（后改为人民路），南段为中华路。

拆城纪实（图片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上海1553：城的记忆

如今，上海的城墙还能在两个地方看见，一处是大境阁，因为这座古建筑本就在城墙上所建造，因此其下的一段城墙得以幸存。另外在露香园路和人民路口有一段对外开放的城墙遗址。虽然上海建县历史七百载有余，但城墙的历史则要短得多。

嘉靖年间，因朝廷突然厉行海禁，以及单方面中断中日之间朝贡贸易等封锁政策，使得许多原先靠海吃海的人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落草为寇，因常以倭人武士打扮吓人，故被称为“倭寇”。倭寇于1553年4月至6月间，五次侵犯上海县城，在惨重的伤亡及财产损失之后，当局痛定思痛，决定修建城墙。这座城墙初建时有六个城门，三座水门，至拆除时，有十座城门，四座水门，全长4500米，只能算一座小城。

清代上海城门，城门头上书“宝带”二字，应该是小东门

最初的六座门，东边为朝宗门，宝带门，西边为仪凤门，南边为跨龙门和朝阳门，北面为晏海门。

说出这些城门的名字，也许大家会打个问号，我们熟悉的小东门和老西门在哪里？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双轨制的文化，当官的说一套，但未必为老百姓接受，老百姓还是喜欢东南西北，新老大小这样直观的描述。

朝宗门是大东门，“朝宗”古义为诸侯见王，这里恐怕是指百川归东，宝带门是小东门，小东门一带是上海县城的繁盛之地，东连码头，西接城隍庙。仪凤门是西门，出典“有凤来仪”，也是吉祥的名字。后来出了个“小西门”，就叫成老西门了，当年的老西门可远没有今天的热闹。跨龙门是大南门，在光启南路和中华路交界口，那里还有一条跨龙路。朝阳门是小南门，在黄家路中华路口，接董家渡路，那里有座朝阳大厦，算是取对名字了。晏海门是北门，也是因为出了一个新北门，后来也改叫老北门，曾有一条晏海路，在河南南路延伸之后就被吞并掉了。

东、南各有两个门，西、北只有一个门，可见上海当时的重心就在东南城边的黄浦江畔，这是一个渔业、船贸为重心的县城的必然之选。但上海开埠之后，租界却恰恰在上海的北面和西面。1860年，设立障川门，也就是新北门。1909年，如上面所说，拆除城墙前又建了尚文（小西门，尚文路中华路口）、拱辰（小北门，大境路人民路口）、福佑（新东门，资料较少，疑似为福佑路人民路口）三个门，因为历时较短，所以这三个门没有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上海有家福佑门商厦不知与福佑门是否有关（来自网络）

2017年冬，笔者去老西门的一家社区医院看望一位卧病数年的老人，回程时，我没有搭便捷的地铁，而是沿着老西门人民路到快要拆迁的方浜中路金家弄一带，再沿着露香园路往北，一路上除了上海市实验小学的校舍之外，整条露香园路如同一个大工地，直到露香园路的尽头，与人民路交界处方豁然开朗。这里的古城墙遗址无人值守，也许墙根下埋藏着1553年的秘密，我们再也无法得知。

笔者见到的露香园路口的上海古城墙（2017.12）

这元朝的县，明朝的墙、清朝的城，民国的路，当代的楼，历史的堆叠感在这里特别强烈。

笔者当日沿途所见

笔者想把这十座门串成对联，或许可以方便大家记忆：

上联：早朝宗夕仪凤，宝带朝阳跨龙通，

下联：左晏海右障川，尚文拱辰福佑隆。

横批：读者您给来一个？

尾声 公元1077，从此有了“上海”

如今上海县城兜兜转转到了横泾畔，无论是闵行、北桥还是莘庄，都在（北）横泾港的两岸，今天的闵行区政府也在北横泾港的东岸。回顾上海的历史，似乎每一次转折都不经意，但却也都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例如，写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地方历史文献的第一句通常都是，

751年，置华亭县

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在于，上海今天的轮廓差不多在盛唐就奠定了。这一年，杨贵妃和唐明皇还在“春宵苦短日高起”。华亭县是松江县的前身，说松江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一点也不为过。

而“上海”这个名称最早则出自于1077年——在华亭建县的足足300余年之后，唐朝经过漫长的衰落期和五代乱世又来到了北宋。这一年，哲学家张载溘然长逝，他留下的名言，许多人都会背诵：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与他并列北宋五子（另三位为二程和周敦颐）之一的邵雍, 也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名句有：

死生共抵兩家事，勝負都由一著時。

在欧洲，与教皇对着干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不得不开始他屈辱的卡诺莎城堡之行，向教皇道歉、忏悔，请求收回逐出教门的敕令。

也在这一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939年才从苏州划出的秀州（当时辖华亭、海盐、嘉兴和崇德四个县）记载了其境内17处酒务，而其中就有“上海务”。这个秀州的治所，恰恰是今天积极要与上海互动的浙江嘉兴。今天的嘉兴，仍然有个秀洲区，纪念这个旧名。而嘉兴这个名字，也是出生于此地的南宋孝宗皇帝亲笔改的。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整整200年之后，管辖上海的华亭县摇身一变成为松江府。自南宋以后，江南人口渐趋稠密，松江知府女真人仆散翰文（任期：1282-1285年）上书建议朝廷新设上海县以分散行政管理的压力。

1290年底，元朝政府最终批准该建议，从1291年开始，上海县就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其后存在700年（日伪时期曾取消建制，建申江县），直至1993年与闵行区合并。

上海县最后的县府（《上海县志》）

一千年前的北宋年间的小镇，七百年前的元朝新县，五百年前的明朝小城，三百年前渐渐成为“地级市”，一百五十年前对外开放，一百年前成为中国一线城市，28年前再次出发，目标国际大都市。

假想，回到1077年，谁会想到区区一个副县级的上海酒务会有这样的未来？也许今天在远离世界焦点的某个地方，一千年后也会变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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