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說
在縣城，只有官場，沒有職場。
01
中國內地現有1338個縣。縣城作為一個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首善之區），是城鄉之間最主要的中介，可謂“城市之尾、農村之頭”，或曰“準城市”。有網友說：“北上廣是中國的幻象，縣城才是中國的底色。”
鄧麗君在《小城故事》中唱道：“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特別多……”
如寫一篇《生活在小縣城的N個理由》，我至少可列出一打說辭。如生態環境較好，工作和生活節奏不像城市裡那麼快，房價相對不是很高，通勤方便，人際間多少尚存人情味，因交際半徑小彼此易牽線搭橋，到鄉村去休閒度假便捷等。原本信息閉塞是小縣城的通病，而今網絡普及，這已不再算侷限性。
上海作家周澤雄在《小縣城的活法》一文中，引浙江某縣城文友的話：“據可靠數據統計，中國人夫妻生活的質量，小縣城裡的居民位列第一，城市越大，排名越後。”
他還說：“我稍一細想，覺得話雖糙了點，但也不無道理。誰讓我們生活節奏這麼快？生活壓力這麼大？看看他們，一頓飯可以吃上三個小時，單位與家庭的距離通常不會超過一公里，同事和鄰居往往合二為一，隨便在街上走走，都可能碰到十來個熟人，生活中每時每刻都可能遭遇到一份親切。
那份不把時間當回事的從容勁兒，看著也能聞出一股茶香，哪像我們，整天把日子當牲口趕。”《新週刊》2017年有一篇《最適合我們的生活狀態，是在大城市過小縣城的日子》。“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不算很離譜。
02
不過，縣城人倘盲目樂觀，少自知之明，一味自誇小縣城“真不錯”，則顯失明智，且顯得沒見過世面。其實，都市人羨慕小縣城裡的生活，不過是出於“圍城”心理。
小縣城縱有千好萬好，但有一條就足以令其在大城市面前抬不起頭來。那就是要大有作為，就得走出小縣城，闖蕩大都市。
吳昌碩倘一輩子在安吉老縣城裡的“蕪園”耕讀，而不到蘇州、上海，恐怕只是一個小有才情，且很用功的鄉村畫師罷了。
魯迅倘不走出紹興，何以魯迅？沈從文20歲時離開小縣城“鳳凰”到京城，才成就其驕人業績。
錢理群被分配到貴州一山區小縣城當語文老師，“文革”後考上北大研究生，後來成為名教授。餘華以江南小縣城的牙醫身份開始寫作，其成“正果”並不在小縣城。
賈平凹在《秦腔》中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在縣上工作長了，思維就是小縣城思維，再這樣呆下去……只能是越來越小，越來越俗，難登大雅之堂！”有志青年豈可不慎乎？
“小縣城思維”的特徵，首先可概括為“自以為是和自以為不是”。“自以為是”指是在鄉下人面前，自以為是城裡人，見多識廣，在縣城裡老吃老做，熟門熟路，自信多多。
而“自以為不是”，指的是縣城人知道自己不過是小小縣城之人，真正到了大城市，又會縮頭縮腦、躡手躡腳，自信頓失。這庶幾近於魯迅說的“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
這種人文背景，最適合“半桶水”的人。那些不上不下的傢伙，在小縣城大多混得如魚得水。
某縣機關公務員下鄉時，愛向鄉村幹部大談“區塊鏈”，而接待省廳來人時，則大講鄉村俚語俗談。於是，基層的人以為他和國際新潮接軌，上頭的人認為他對基層情況熟，且談吐有趣，印象大好。
“大城市裡有的，我們也儘量不要拉下”，是“小縣城思維”的另一個特徵。多年前，《北京青年報》女記者黎宛冰寫某縣城的一段話不乏代表性：
“這個小城和中國的大多數小縣城沒有多少區別，唯一能標明它是座城市的是，一個街心的廣場，廣場上有一座矯揉造作的雕塑，這些僵硬的人手心向天，你爭我奪地頂著一隻球。
我在小城裡總見到這樣的雕塑，以各種形式頂個球：工農兵頂個球，民主和科學頂個球，人類和動物頂個球，虛構和現實頂個球，男人和女人頂個球，它們分佈在許多城市裡，變成標誌城市文明的醜陋景觀。”
小縣城固然要向大城市學習，但問題是大城市裡的許多好東西，一旦到了小縣城就會變味，變得不是滋味。惡俗本身倒還可以原諒，讓人不大受得了的是把惡俗當高雅，視肉麻為有趣。
另一方面，文藝家們對小縣城也多有不屑。小說、電影以寫（拍）城市或農村為多，小縣城常是被遺忘的角落乃至盲區（賈樟柯曾是例外）。
韓浩月在《中國青年報》上有過《熱鬧的縣城，落寞的縣城文化》一文。難怪年輕人感嘆：“北上廣容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下靈魂。”
03
“官本位”意識特濃是“小縣城思維”又一個顯著特徵。
網上有一篇署名白靖平的“深度好文”《混在縣城》，作者發激憤之言：“在縣城，只有官場，沒有職場。”
因為“一官半職在都市是職業，在縣城就是領導”。小縣城裡雖無大官（撐死不過正處級），但“官本位”意識“濃得化不開”，這是“小縣城思維”最可詬病之處。
孟慶德在《小縣城》一文中寫道：“小縣城小，機關衙門的樓房和門臉也就小，但機關衙門裡的人架子都很大，比省長還大。
參加過一次宴會，十幾張桌子都坐滿了，人們等了許久，餐廳大門終於打開，一些科級的局長穿著講究地被人簇擁進來，進來是進來了，都高抬著頭，誰也不看，一徑向專門為他們安排的單間走進去。”官場如此，民間同樣不能免俗。
“混在縣城”，最重要的是人脈關係和人情交往。有關係的順風順水，沒關係的死蟹一隻（諺曰“拎著豬頭尋不著廟”，或“關係不接軌，燒香引出鬼”）。
這既帶來“熟人好辦事”的便利，也導致私人空間的坍塌。在小縣城，任何人的生活都很容易被別人摻上一腳。那些喜歡打探和傳播別人私生活的人，其嘴臉長得像電視發射塔。
由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規則意識、邊界感和相對公平的機會，在大城市較多而小縣城較少。已習慣城市生活規則的人，回到縣城會有明顯不適。
另外，小縣城文化消費普遍不高，想要找到多少“文化氛圍”和“文化品位”，泰半是奢望。至於文化名人，比晨星更寥。1985年以陝西省長安縣文科狀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的陸步軒，後來發配回原籍，在縣城街頭賣肉，一不小心成了“新聞人物”。
因盛行“官本位”，縣一級不大重視人才（專才）。有的人在大城市混不好,以為回小縣城會被當個寶，結果還是根草。
而京城或省城什麼人，只要頭銜“高大上”，哪怕是鳥人，到了縣裡也會在場面上被供起來。
我在縣城聽過某些不乏來頭的專家、學者做報告，其對中國縣情、鄉情兩眼一抹黑，所論牛皮哄哄，大而無當，一點不接地氣，就像我那文盲外婆說的“書讀到屁眼裡去了”。
04
眼下各地搞城市化，用行政手段的擀麵杖，攤大餅似地拉大城市鎮框架。倘鄧麗君再世，當唱“拆的拆，建的建，小城建設真是快”。
不少縣變成了縣級市或大城市的一個區。縣城真正原住戶的比例如今已越來越低，而越來越多的是從鄉村來此定居的各色人等。
此大勢不可抵擋，問題是廣大縣城原來就缺少現代公民社會意義上的“市民”，而新進住縣城者，更不會隨居住地的改變而自動變成“市民”。
於是，小縣城裡既一以貫之地保留和傳承了“城裡人”的種種劣根性（類似魯迅說的“皮袍下面藏著的‘小’”），又平添了一種中國式農民特有的狡黠。不城不鄉，亦城亦鄉，半城半鄉，似城實鄉，頗有圓機活法。
上述種種並不是小縣城不良文化之要害，私忖其致命傷在容易頹損人的精神，導致不思進取，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喪失自強不息、勵精圖治的心志。
如生活在地方特產較豐、人均收入較高、生態環境較佳、社會治安較好、民風鄉風較淳的山區、半山區縣的縣城，更易如此。
小縣城的人要走向大舞臺，除了要有更多的奮鬥精神，還要有對失去過往安逸生活之想念的強大免疫力，否則，雖出而又泯然眾人矣。
以筆者積半個世紀小縣城生活之體驗，感受如下：
小縣城宜居小家而不宜創大業，宜獨善其身而不宜兼善天下，宜養其氣而不宜伸其志，宜庸常模式而不宜特立獨行，宜“萬金油”而不宜術有專攻，宜花小錢而不宜掙大錢，宜洗頭足浴、桑拿按摩、品茶喝酒而不宜讀先鋒詩歌、觀實驗戲劇、看獨立電影，宜打牌釣魚而不宜讀碩讀博，宜聽地方戲而不宜賞交響樂，宜得花柳病而不宜得抑鬱症，宜友朋而不宜同志，宜結婚而不宜離婚……
好在筆者素無大志，更無宏才，年復一年在小縣城裡苟且，就像在圍棋盤上“二路”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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