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未像照片或電影中描繪的那樣美。
蕭軍第一次見她時,“她面色蒼白,最明顯的是散發中的白髮,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許廣平第一次見她,也對她的白髮印象深刻,“不相稱的過早的白髮襯著年輕的臉龐。”
她也從未如電影裡那般多情又墮落。
她的一生,短暫,瑰麗,與男人糾纏不清,連傳記電影都弱化了她的文學造詣,用紛繁複雜的情事填平了她一生的跌宕起伏。
在很多人眼裡,她憔悴,多病,笑起來總是“神經質”,讓人聽起來倍感驚奇又悲涼。
與同時代的女性相比,她更像個怪人——一個被戀人傷透了心,靠著文學苦苦支撐才活了下來的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人。
蕭紅1911年出生,原名張廼瑩。
童年時,父親張廷舉常年在外工作,父女關係淡漠,母親體弱多病,對她也未能多加照拂。
母親去世後,父親又續了弦。
但繼母對她也不好。
在家裡,她唯一無法忘懷的就是祖父。
然而祖父很快就去世了,她對家庭也徹底失去了眷戀。
她想逃,於是她逃了。
21歲時,她與未婚夫汪恩甲居住在旅店裡。
她縫製衣裳,看看書,寫寫信,算是動盪時的小安穩。
債臺高築,無以為繼之時,汪恩甲以回家取錢的理由,一去不復返。
她無路可去,只有棲居旅店。
家,她是回不去了的。
多次出逃加上離婚醜聞,父親張廷舉震怒至極,宣佈“開除她的祖籍”,嚴令家中子女不許和她交往。
後來蕭紅的研究者發現,張家的家譜裡果然找不到“張廼瑩”三字。
蕭紅流浪街頭,飢寒交迫,曾去投靠在哈爾濱的親姑姑,可他們開門一看是蕭紅,立即又關了門。
外面的街頭淒冷孤獨,天寒地凍。
她在哈爾濱街頭與父親偶遇,兩人冷冷地看了一眼對方,擦肩而過。
回不去,只好暫住在旅館裡。
她寫了一封信給報社,信上字字懇切,打動人心,“你和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見中國人能不救啊?”
通篇敘述她欠了幾百元錢,旅館老闆將她軟禁起來,打算把她賣到妓院裡去。
報社的人看到這封信,立即派人去看她。
一時間她的處境,她的氣質,還有“讓人不能忘懷的近乎‘瘋狂’的神態”成了報館的熱門話題。
有一位25歲的年輕人,他多次去旅館看望蕭紅,
一開始對她並無愛戀之感,可後來卻瘋狂的迷戀上了她。他的探望,變成了愛戀,變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兩人相戀之時,蕭軍在家鄉已有結婚十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
而蕭紅,懷孕已有七個月了。
愛情究竟能做什麼?
或許就是引來一場持續無數天的暴雨。
那年夏天,一場洪水襲來,淹沒了半個哈爾濱,蕭紅等不及報館主編老斐出手相救,自己挺著大肚子,從窗臺跨了出去,跳到了一艘木船上。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裡說,或許顛覆一座城池只為成就一個人的愛情。
蕭紅和蕭軍的愛情初始,似乎也是這樣的奇妙。
重獲自由的她,在主編家的客廳裡安置下來。
為了不打擾到他們一家子人的生活,她與蕭軍的戀愛幾乎都在戶外進行。
蕭紅在文章中自嘲說,“像兩條剛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樣,只是吃飯與睡覺才回到主人家裡,其餘盡是在街頭跑著蹲著。”
蕭紅的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孩。
她養不起她,更不想要她。
果然,孩子被送走三個星期後,兩人因交不起住院費被醫院趕了出來。
哈爾濱的那段日子,他們的生活就像流浪藝人一樣,貧苦、飢寒、苦中有樂。
後來兩人轉戰青島後,卻還是一貧如洗。
見過他們的朋友都很驚異,出門時兩人竟然會輪流穿一件毛線衫。
蕭紅趁熱打鐵,“我們兩人只有一條長褲呢!”
與很多文學青年一樣,蕭軍也給魯迅寫信。
十月頭寫了一封,到了十月中旬,魯迅竟然回信了,讓兩人去上海。
第二天兩人出發了,全身上下只有一卷用爛的毛毯,一件毛線衫。
還加上手寫的《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
在上海,因為有了魯迅的提攜,蕭紅和蕭軍很快在文壇上嶄露頭角,收入也增加了。
生活有了改善,感情卻沒窮的時候好了。
魯迅看好蕭紅,曾親自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推薦蕭紅的《生死場》,稱為“
當代女作家所寫最有力的小說之一。”他更是下了這樣的斷語,“她是我們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樣。”
蕭軍呢,既沒有得到魯迅的大力推薦,還被人一語道破了自身短板,胡風對蕭軍直接說,“她的創作才能可能比你高,你是用功和刻苦,她可是憑個人的天才和感覺在創作。”
這就是說,蕭軍的才華是苦出來的,蕭紅的才能是天生。
蕭軍聽了很不受用,他要把自己的才華鍛煉出來,於是他選擇了一種自以為最能陶冶才情的生活:陷入愛情。
他理直氣壯的宣佈自己的愛情哲學是“愛便愛,不愛便丟棄”。
蕭軍接二連三的感情緋聞,讓蕭紅痛苦不已。
她又太軟弱,以至於迷戀上了香菸,整天沉靜在煙霧繚繞裡。
朋友張琳去拜訪她,看到她臉色很黃,樣子很憔悴。
心裡涼颼颼的,以為蕭紅有了抽鴉片的喜好。
後來才知道,她從不抽鴉片,只是煙不離手。
壞情緒無處安放的她,似乎只有在魯迅家才能得到些許安慰。
她每天都坐公交車去魯迅家,一待就是半天。
這樣也不是辦法。
為了解決感情上的困頓,她和蕭軍決定一個去日本,一個去青島。
暫時以一年為期,到時候到上海來聚合。
到時候再看是否能治癒情感裂痕。
走的那天,魯迅夫婦特地為她踐行,卻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與魯迅見面。
她剛到日本,他便轟轟烈烈地愛上了好友的妻子。
愛的死去活來之時,蕭軍突然發現這段感情不會有結果。
於是,他與情人商量,讓蕭紅立刻從日本回國,阻止兩人發展下去。
這樣做,把蕭紅當成什麼了?
利刃,匕首,隔開男友與情人的第三者?
不過,她對這件事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寬容。
她說,發生在男女之間的愛情,只要是真誠的,哪怕帶一點“罪惡”,哪怕對她構成了威脅,她也是可以接受的。
理智上她強迫自己這樣想,情感上卻崩潰了。
她根本無力招架這種深入骨髓的痛。
這一年,她竟一篇小說都沒寫。
情感上溝壑縱橫,文學上也黯淡無光。
激憤之餘,她只記下很多長短句。
“此刻若問我什麼最可怕?我說,氾濫了的情感最可怕。”
“什麼最痛苦,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幾個月前,魯迅去世,日本報紙鋪天蓋地的報道,讓她措手不及。
得知消息的那一個月裡,她不斷地發燒,嘴唇全燒破了。
又在異鄉,似乎她把人間的苦都嚐遍了。
回國後,她依舊感受不到絲毫的溫暖。
出軌的妻子回到了自己丈夫的身邊,作為朋友的四人,還是要經常見面的。
她心裡真是說不出來的五味雜陳。
朋友相聚時,蕭軍得意洋洋地承認,是他把蕭紅的左眼打得青紫了一大塊。
蕭紅微笑著否認了,眼裡卻滿是淚水。
愛情裡嫉妒心的殺傷力從來都很大,然而能把一個人傷到體無完膚,也只有蕭軍對蕭紅。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之時,端木蕻良出現了。
1938年,兩人結婚了。
婚禮上,她懷著蕭軍的孩子,嫁給了端木。
朋友們對蕭紅的新戀情沒有半點祝福,仍然希望二蕭和好。
在很多人的眼中,“二蕭”已經成為一種符號。
分開,意味著文學力量的減弱,意味著精神陣地的消亡。
儘管蕭軍的多次動手打人,出軌和背叛,鄙視與傷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還是希望兩人在一起。
他們的分手破壞力極強,從來不是兩個人的小打小鬧。
而且不知何種原因,端木在胡風、聶紺弩、駱賓基等人記憶裡,總是不討好。
後來回憶起來,都避嫌似的不說他的名字,只有D、T、甚至“那個人”來代替,如今讀來,狹隘之感濃烈。
可是,不看好端木蕻良的他們又何嘗支持過蕭紅?
婚後,她寫了《呼蘭河傳》,這是她最著名的長篇小說。
朋友們竟然說蕭紅被狹小的生活圈子束縛住了,指責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苦悶與寂寞中。
還有的朋友,對蕭紅在上海時燙頭髮穿旗袍非常反感,說她應該是叱吒風雲的新女性,是戰場上的“花木蘭”。
甚至在追悼會上,也批評蕭紅愛穿華麗的服裝。
與當年她無意間聽到蕭軍鄙夷她的散文的口氣一模一樣。
在別人那裡獲得的全是指責與一貫的輕蔑,端木卻一反常態地支持她。
不僅尊敬她,還大膽的讚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
蕭紅的生命中,還沒有一個人能如此坦白而直率的表示對她的友誼。
他帶她去了香港。
胡風指責她,不知人民疾苦,不通知任何人就離開了。
而在給艾青的信中,胡風又說端木在香港安了個“香窩”。
這在抗戰的背景下,無疑是個大汙點。
蕭紅當年一度與胡風斷交,而晚年的端木回憶起來,依然非常氣憤。
其實,蕭紅想要的很簡單,就像她一直期待的那樣“只想安靜地好好寫作”。
婚後的兩人確實也做到了這一點,沒有家庭暴力,也很少爭吵,在寫作上也是互相扶持。
《呼蘭河傳》的創作,就是證明。
到香港後,蕭紅的肺結核加重了,住進了醫院裡。
她生命中最後一點時光,是由東北作家駱賓基陪伴的。
駱賓基一路從桂林到香港找工作,先找了茅盾沒有結果,後來才在端木這裡謀了一份差使。
端木忙於《時代文學》的主編工作,又考慮到駱賓基是同鄉,於是請求他一起照顧蕭紅。
傳說中,駱賓基與端木打了一架,端木打輸了,然後駱賓基拿出蕭紅臨終所寫的“我恨端木”的小紙條,並在最後透露了他已經獲得了蕭紅的愛,蕭紅答應他等她康復,就嫁給他。
駱賓基的兒子張書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否認了以上種種謠傳。
駱賓基只是以朋友的身份照顧蕭紅。
而他打了端木,不過因為他年輕氣盛,覺得端木沒盡到責任。
31歲,她在日軍轟炸中的混亂不堪的醫院裡死去。
在彌留之際,蕭紅曾熱切的盼望道,如果蕭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
1978年,蕭軍寫了幾句話,讀來滿腔的情緒和怨言。
他仍舊在指責蕭紅:在個人生活意志上,她是個軟弱者,失敗者,悲劇者!蕭紅就是個沒有“妻性”的人。
葛浩文曾說:“她和蕭軍的結合,對她那短暫的一生有著很大的影響。
蕭紅此後大部分所受的折磨與所享的快樂,如不是直接由蕭軍所造成的,就是受到蕭軍的影響。”
折騰了別人的一生,反過來卻責怪他人牽絆。
她摯愛之人涼薄,愛上了,她的一生也碎了。
很多人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
既然看出了別人的嫌棄,就不能有些骨氣?
一定要用混亂的步法,把人生下成一盤死棋?
她何嘗沒有鬥爭過,從家裡逃出來在外流浪的日子,又有幾個女孩子過過?
只是她怕了,慫了,不想再過苦日子了。
只想成為愛情這顆善變的繭裡,一個永不蛻變的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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