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時期到和平年代，他與齊白石、徐悲鴻、何香凝、黃賓虹、劉海粟、傅抱石等一大批20世紀中國美術名家的交往，已成為美術界和全社會傳頌的佳話。而他親力親為領導的許多美術活動和工作，更是事關中國美術發展的道路。今天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3週年的日子，讓我們一起通過他為美術界做的貢獻，來緬懷這位一生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好總理。
接見木刻藝術家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為迅速、及時地把文藝工作全面轉入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服務的軌道，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來自始至終都關心著抗戰美術運動，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美術家的關懷上，他多次會見進步的美術家，不斷給予他們教誨。
▲ 王琦 戰鬥的旗幟(魯迅與青年運動) 黑白木刻 36×48cm
他指出：“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木刻比較易於結合現實鬥爭，能直接和群眾交流，而且易於傳播，影響比較大。”當時，王琦的木刻作品被刊登在南方局主編的《戰時青年》雜誌上，周恩來見後也讚歎“我們也有這樣好的木刻家”。王琦在《永難忘懷的紀念》這篇文章中回憶：
我當時為每期雜誌作封面木刻，雜誌的負責同志常常把總理對那些木刻作品的意見轉告我，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以一個青年藝術學徒的身份，竟能聆聽到這樣一個偉大的黨的領導人對我的親切教誨，怎不令人感到萬分的幸福呢？總理還要他們轉告我，要我多為《新華日報》提供木刻作品，我一直把總理的指示當作責無旁貸的光榮的義務。
▲ 古元 人橋 油套 20cm×35.5cm 1948年
1946年，“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在上海舉行舉行後不久，周恩來會見了全國木協負責人李樺、陳煙橋、野夫等人，肯定了八年木刻展的巨大成就和影響，認為這是木刻運動的新高潮，同時強調了連環木刻的重要性，並對之後的工作做了指示。
關懷新中國連環畫出版
1951年，全國第一家中央直屬的美術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成立，周恩來題寫了社名，隨後地方美術出版社成立，也都沿用了這一題名。根據姜維樸回憶：“薩空了同志說，人民美術出版社是周總理題字，周總理一再教導，不要忘了前面兩個字‘人民’，一定要為廣大人民服務。要發展中國連環畫事業：第一，要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大人看，小孩看，有文化要看，沒有文化也要看；第二，要儘快建成文化基地，這是關係到下一代的事情，這個任務很重。”
▲ 題詞人民美術出版社
經過籌備，人民美術出版社很快就成立了連環畫編輯室，出版了一系列的連環畫，有反映兒童生活的《我要讀書》等，古典題材的《水滸傳》《西廂記》《孔雀東南飛》等，反映現實題材的《志願軍畫傳》，這些連環畫出版物很受讀者歡迎，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不僅孩子看，更多青年和大人看，還有一些被翻譯成外文。
▲ 王緒陽、賁慶餘 《我要讀書》 連環畫
1959-1961年的“三年經濟困難”，加上“左”的思想和“浮誇風”的影響，連環畫出版工作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局面。1965年12月，文化部召開了全國年畫、連環畫出版工作會議。會議結束的前夕（12月25日），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接見了與會代表，周恩來等領導人繞場一週向大家揮手致意後與參會者合影。
“文革”開始後，連環畫出版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正常工作幾乎停滯。1970年和1971年，周恩來兩次接見國務院出版口（臨時性的出版領導機構）領導小組。在詢問青少年圖書出版情況時，他一再要求出版單位儘快恢復業務，並詢問：有沒有人編“小人書”？負責人要抓一下連環畫工作，新書要出，過去的也要選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決青少年沒有書看的問題！
▲ 晚年周恩來
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於1971年3月15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4月12日，周恩來接見會議領導成員和部分代表（共30餘人），會見時間是凌晨1點05分到5點20分，地點在國務院會議廳（陪同周恩來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吳慶彤等人）。參加會見的姜維樸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十分激動。總理面帶慈祥的笑容說：
你們都受到衝擊了吧，受衝擊，不要緊嘛，犯了路線錯誤，認識了、改了就好，要站出來工作，你們都是黨員，現在群眾沒有書看，孩子們沒有書看，任務緊急啊！你們不幹，誰幹啊……
▲ 劉繼卣 《雞毛信》 連環畫
這次會議期間，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人民美術出版社向會議報了重版的一批連環畫選題。會議結束後，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先整理、再版了一批優秀的連環畫，後又組織編繪了一批新作，如《黃繼光》《楊根思》《一塊銀元》《豔陽天》《金光大道》《紅旗渠》《列寧在1918年》《鐵人王進喜》《無產階級的歌》……部分作品印刷達數百萬冊，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雞毛信》《岳飛傳》等都供不應求，書店門前幾乎天天排著長隊。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停刊多年的《連環畫報》也於1973年10月正式恢復出版。
創建中國畫院
1956年4月28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56年6月1日，周恩來主持國務會議，作了關於在北京、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國畫院的決定。有關畫院的命名，胡絜青回憶：
1953年，總理為齊老過生日，在歐美同學會舉行宴會，約請了在京的著名老畫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畫家秦仲文、陳半丁、於非闇、吳鏡汀、胡佩衡，舍予和我應邀出席。在此之前，國畫家們曾上書總理，訴說中央美術學院停發聘書之後他們感到沒有出路。總理特意把北京國畫界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當面聽取意見。他一方面在中西兩派畫家之間做調解工作，呼籲大家團結起來，發揮各自的傳統優勢，為新中國美術事業的興盛發達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發了一個新想法，與其長期僵下去，不如單獨成立一個國畫家的專門機構，由國家來辦，組織國畫家搞創作，切磋技法，學習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學。這便是1957年北京畫院的由來。總理還對“國畫”這個詞發表了看法，認為這樣分類不利於團結，不如叫“中國畫”。畫院成立的時候，便稱作“中國畫院”。
▲ 1956年9月1日，周恩來總理出席“授予齊白石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金儀式”並與齊白石親切交談
針對中國畫的繼承傳統問題，周恩來作了明確指示。他說：“吸收傳統，也不是樣樣都吸收，還是要批判接受，要鑑別。”周恩來還熱切地希望美術界“加強研究，不斷提高，超過前人”。
周恩來在講話中一再勉勵廣大美術工作者“努力創作”，“要首先明確為何人創作，為何人服務”，一再強調了毛澤東關於“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周恩來還囑咐要努力培養青年，教育青年在幸福時還要想到困難的一面，要克服困難，要勤學苦練、吃苦耐勞。周恩來在講話的最後強調：“要百花齊放，眾美爭妍。各種畫派都應讓它放一放，只有在長期的考驗中，才能決定美不美。總之，要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創造新美術而奮鬥！”
在面對新中國美術事業發展的過程中，周恩來不僅是站在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倡導美術創作要服務於人民，始終堅持文藝為廣大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向；同時，他還秉持了一個學者的品格，關注傳統、發揚精粹，以實現“百花爭鳴、百家齊放”的文化繁榮。
本文參考《人民藝術家》雜誌2018年第7期“周恩來與中國藝術”選題，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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