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確定政務院各部門領導人選時，有的人提請讓鄧穎超在政府裡擔任一項職務。鄧穎超在革命過程中有著深厚資歷與突出貢獻，當個部長實不為過，但遭到周恩來堅決回絕。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裡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係、夫妻關係、政治關係、政府關係就混到一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
周恩來的親屬、晚輩們都知道，他有一條不成文的家規：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他的關係，更不能利用他的關係。對此，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有著切身的體會。在周秉德的記憶中，伯父對親屬的要求十分嚴格，他總說：我們是共產黨，不能搞像封建社會那樣的裙帶關係，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周秉德畢業後在北京一所學校當老師，不到3個月被調到朝陽區委去搞“肅反”了。周恩來聽說後嚴肅地責問她：“你怎麼不當教師了？調到區委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給你特殊照顧？”周秉德感覺很委屈：“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誰，是為了開展‘肅反’工作，上級臨時抽調一些黨員到區委工作的，我們學校的黨員就那麼幾個。”
1963年，周恩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著重講了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曾將“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定義為“特殊化的官僚主義”予以堅決反對。當前，有的地方領導幹部，或為了一己之私，將黨紀國法拋於腦後，貪汙受賄；或縱容家人搜刮錢財，危害人民群眾利益。他們缺乏周總理身上這種嚴以律己、大公無私的精神，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陳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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