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歷盡滄桑，搏擊風浪，出生入死，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遇到過無數意外事件，每當這時，他首先沉著冷靜，處變不驚；其次科學分析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麼人因什麼事而發生的，分清公眾中的敵、我、友；再其次果斷採取行動，用制止、回擊、解釋、疏導等方法，處理與事件相關的問題和人事；最後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防患於未然。他這因人而異、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巧妙科學而迅速的妥善應對處理，時時處處閃耀著他獨到果斷、富有創造性的智慧和卓越才能。這正如一名外國評論家所評價的：“這位光輝的領導人、戰士、組織家和談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議的遠見卓識和適應急劇變化的局勢的天賦才能。”
皖南事變時針鋒相對鬥爭
抗戰八年中，重慶的形勢極其複雜，它既是全國的戰略大後方、正面戰場的指揮中心，又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戰時活動的舞臺，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特殊戰場。在這一特殊戰場，周恩來要應對複雜的形勢，其中包括對前線的支持，團結進步的民主人士與中共一致抗戰，喚起民眾，以及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政策進行鬥爭等。其中，國民黨反動派悍然挑起的突發事件——皖南事變，堪稱周恩來遇到的一次重大事件。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奉命從安徽涇縣雲嶺駐地出發，6日，行至涇縣茂林一帶，突遭國民黨軍隊7個師8萬餘人襲擊。新四軍寡不敵眾，彈盡糧絕，約2000人突圍，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不幸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17日，蔣介石竟然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其番號，並聲稱將葉挺交由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採取了“政治攻勢，軍事守勢”的方針。為了打退國民黨發動的這次反共高潮，周恩來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縱橫捭闔，以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同國民黨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
周恩來主持廣泛展開了政治上的反攻。1月17日晚，當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後，立即在曾家巖通過電話痛斥“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軍事組起草的《新四軍皖南部隊慘遭圍殲真相》的材料經周恩來審定在重慶秘密散發。他與董必武、鄧穎超等向中央建議，用新四軍各支隊名義發出通電，拒絕“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復新四軍、釋放葉挺和被捕官兵，懲辦肇事者；由八路軍將領發表通電，表示堅持抗戰，聲援新四軍。這些建議被中央採納。
在國際上，周恩來與在重慶的蘇美英等國大使、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廣泛接觸，通過他們敦促政府促使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他還電告此時已回到美國的斯特朗，請她把回國途經重慶時得到的國民黨製造摩擦的有關材料予以發表，結果使這些材料登載在美國紐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誌上，使皖南事變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周恩來還在集會上演講，公佈事實真相，拜訪民主人士，採取各種辦法，爭取社會的同情。特別是他利用《新華日報》這個陣地發表文章，告訴世人皖南事變的真相。為了對付當局的新聞檢查，他與戰友們用“開天窗”、“減少版面”的方法，揭露蔣介石的陰謀，不僅阻止了蔣介石進一步的行動計劃，而且爭取了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同情。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點，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爭取同盟軍，是中共堅持獨立自主，力爭領導權。周恩來以他豐富的實踐經驗，善於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靈活運用，加以發展。
周恩來有兩次統一戰線的經驗，熟知反共頑固派蔣介石的抗日反共兩重性，又打又拉兩面政策，壓、嚇、哄三種伎倆。蔣在抗戰前是對共進剿，對日退讓的，後來由於國內國外大勢所迫才聯共抗日，但他滅共之心不死，有機會就要儘可能敲掉中共軍力，華北受挫，又搞華中。周恩來為抗日大局，力爭推遲國共破裂時間，越晚越好。同時，對蔣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壓，不上當。反共高潮開始時，他就估計到蔣進攻計劃不會改變，在實力懸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爭取廣大中間勢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動，周恩來對蔣的緩撤手令、顧祝同設定的北撤路線、蔣決不留難的許諾，一概不信。當12月據確切消息“日蔣決裂，日汪拉攏”時局似有轉機時，周恩來卻看到局部討伐的戰機，立即為下一步反擊作準備。他12月下旬3次向中央報警。當蔣介石異乎尋常地“灌米湯”，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詐，立即向中央報警。鬥爭要知己知彼，周恩來可說是把蔣介石吃透了。1月17日反動命令下達時，國共關係真是到了破裂邊緣。國內國外將如何反應，尚難預料，周卻毅然決然留下來，冒全體犧牲的危險，去爭取好轉的最後可能。終於在各方配合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打退了蔣的進攻，使其被迫處於防禦地位。在革命兩面政策中又添了兩手準備（在作最壞準備時，不放棄爭取好的可能）這樣一條經驗，這應說是周恩來大勇大智的結晶。毛澤東把這條寫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中。在參政會的鬥爭中，中共同頑固派爭奪小黨派。開始小黨派同情中共，後來被蔣拉過去，參政會已經開幕，似乎無可挽回了，但周還是再拉一把，終於使小黨派明白過來，參政會後又轉向我們。在反覆爭奪領導權中，周顯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韌性。
參政會通過了反共決議，蔣介石發表了反共演說，但他還是說了以後決無軍事剿共。周恩來判斷蔣是防禦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暫時休戰。後來蔣介石找周談話，形勢就緩和下來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以佳電對皓電，接著以十二條對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最後打出暫行辦法十二條，抵制參政會。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取得了鬥爭勝利。
鬥智鬥勇談判斡旋
1945年，《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局部內戰爆發，東北成為軍事角逐的重要戰場。國共對開戰都還沒有做好準備，我軍人數擴充快，但裝備訓練不足；國民黨軍集中在南方，運輸手段有限，不能長驅北上。雙方都有騎虎難下之感。三個月後，1945年底，杜魯門（接替病逝的羅斯福總統，成為第33屆美國總統）派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都做出積極姿態，和談重啟。
中共方面談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來肩上。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迪克·威爾遜評價，他在談判時的表演跟在舞臺的表演一樣好。“他對談判進程每一步發展的感動人的反應都是真誠的，他是一個正直的充滿信心的人......共產黨人贏得大陸不是通過戰鬥，而是通過以周作為另一方代表的談判桌。”
對於馬歇爾，兩黨心裡沒底。蔣介石表示熱情態度，試探美國新的對華政策；周恩來也加緊與馬歇爾接觸，希望他了解中共，爭取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來到機場迎接馬歇爾的到來，23日登門拜訪。他對馬歇爾說：“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國式的民主頗為相似，美國有許多地方可供我們學習。”
周恩來嫻熟地運用讓馬歇爾感到親切的語言體系，努力填平雙方意識形態的鴻溝。在隨後的接觸中，馬歇爾發現，周恩來的談判藝術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產黨人愛談的資本、土地和財產等問題。儘管美國的立場必然是防止中國“赤化”，但蔣介石的一黨獨裁也是美國不能接受的。馬歇爾和蔣介石談判遇到困難時，甚至會誠意詢問周恩來，如何才能說服蔣介石做出一些讓步。中共一度認為馬歇爾的調處是比較公正的，馬歇爾也自認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從1945年12月27日開始，經過十幾天反覆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前，周恩來和張群簽訂停戰協定，規定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但東北除外。當天上午10時，舉國矚目的政協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開幕，會議代表38人：國民黨8人，共產黨7人，青年黨5人，民主同盟9人，社會賢達9人。
1946年1月27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30日返回重慶趕著參加31日的政協閉幕會。31日一早，他向馬歇爾通報從延安帶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別向你致意：感謝你的幫助，並讓我帶來一個口信，中共願意在公正的基礎上與美國合作。
當時國統區傳言毛澤東身體不好要去莫斯科休養。周恩來告訴馬歇爾，毛主席聽到這個謠言覺得很可笑，說自己身體如果不好，寧願去美國休養，因為在那裡還有許多東西可學。馬歇爾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華盛頓的話，他可以安排飛機，甚至可以贈送一架專機。
1946年2月28日，周恩來和張治中、馬歇爾開始視察華北華中各地停戰和整軍情況。3月4日，三人小組飛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調500名相貌端正的戰士緊急訓練成儀仗隊，在機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陪同馬歇爾、張治中檢閱了這支隊伍。當晚，毛澤東在延安大禮堂招待他們看文藝演出，馬歇爾坐在毛澤東和江青中間。
陝北天氣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蓋著厚厚的毛毯，腳底下放著火盆。
和諧的畫面定格在這個夜晚。3月11日馬歇爾返美述職，毛澤東、周恩來希望他解決了東北問題再走，馬歇爾執意不肯。馬歇爾剛走，國民黨進佔瀋陽，東北戰事迅速升溫。馬歇爾的代表吉倫要求中共讓步，周恩來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激烈爭吵，致電中共中央：“我們必須在東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殺其鋒”。
4月下旬，馬歇爾述職歸來，中共已經在東北取得優勢。周恩來與馬歇爾進行了一次長談。馬歇爾來華以來，往往是他長篇大論，周恩來認真傾聽，而這一次，周恩來強勢反攻，指責國民黨破壞停戰協議。周恩來的翻譯章文晉回憶，全程三四個小時，幾乎全由周恩來一個人發言，馬歇爾無言以對。他對民盟羅隆基說，周恩來是他“從未遇到過的外交對手”。
親赴事件現場並作重要指示
北平電車廠火燒59輛電車的火災事件，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5日，正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接管城市後不久。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對這次火災事件的處理，當即極有針對性而深有感觸地作出了“領導必須第一時間趕到重大突發事件現場”的指示。周恩來的這一指示、所立的這個規矩，此後成為北京市乃至全國各部門工作的一項永久性規定，並得到繼承和發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訊傳到了北平電車廠，工人們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後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即將來臨，廠裡決定當晚把電車裝扮成彩車，第二天一早讓市民們共同分享喜悅。工人們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一輛輛電車被張貼上彩色宣傳品。
25日凌晨1點，工人們收工回家休息。但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們看到的是慘不忍睹的一幕。
這天凌晨兩點，崇文門外東四塊玉北街北平電車公司南廠停車場突發大火，消防隊接警後奮力撲救4個小時，才將大火撲滅。一場大火燒燬了修好的機動車29輛、拖車11輛、未修好的機動車13輛、拖車6輛，共計59輛電車，並燒燬104間鋼筋水泥結構的廠房，損失摺合當時幣值（舊幣）兩億多元。史稱火燒59輛電車事件。經初步調研、查證和分析，斷定為遭敵特縱火破壞。
事件發生後，火災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時向市公安局第三處（治安處）作了報告。當時值班的是第二副處長賀生高，他接到報告後，因為考慮到上午就要參加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的會議，到時候再報告不遲，所以沒有及時按系統向上報告。
當天上午8點，中央當時負責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同志開會。周恩來也來到東城區弓弦衚衕的中央社會部，聽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會治安情況彙報。原來，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北平後，周恩來副主席非常關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會治安情況，曾向李克農詢問過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況，李克農因此決定就此問題召集市公安局開會，當面向周恩來彙報。
市公安局參加彙報會的有局長譚政文、秘書長劉進中、機關黨委書記劉湧和幾個處的正副處長。譚政文首先向周恩來彙報了市公安局對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清理和對社會治安進行整頓的情況。周副主席聽了很滿意，並就情報保衛工作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與會同志們聽完周恩來的講話，不時地點頭稱是。譚政文接著又彙報了市局近期的工作情況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李克農讓大家發表意見，補充情況。
在座談中，賀生高站起來，向大家彙報了當天凌晨“電車廠重大火災”的情況。周恩來一聽到這個情況，馬上問：“哪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南京嗎？”賀生高回答說：“北平。這兒的電車廠著火了。”周恩來對此很重視，便進一步追問：“老譚，怎麼回事？”
譚政文事先沒接到報告，一點情況都答不上來，只好問三處第一副處長武創辰。豈料武創辰也是一無所知。當時在場的市公安局的同志除賀生高外，全都不知道。這一來，周恩來很生氣，說：“這個會先不開了。這樣大的事情，誰都不知道！現在就到現場看看去。”
周恩來隨即帶領譚政文、劉湧和武創辰去現場。譚政文陪同周恩來乘車在前邊，劉湧和武創辰乘車跟隨其後。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位於崇文門外手帕衚衕（即今花市消防中隊院內），可是司機不認識這個地方。行至崇文門，周恩來讓譚政文叫正在路口執勤的交通警察來帶路。上車一問，才知這位交通警察剛從解放區來，不熟悉北平的交通地理。周恩來更生氣了。
譚政文只好讓那位交通警察下車，又問了一個老百姓，才找到手帕衚衕。到了外三分局，正碰上分局長慕丰韻在辦公室，他一見周副主席和譚局長來了，連忙親自接待。周恩來不等坐下，就問慕丰韻事故經過和現場情況。慕丰韻對答如流，周恩來露出了滿意的神色，接著又問：“你什麼時間到的現場？”慕丰韻馬上回答說：“我剛從現場回來。”周恩來又問：“你是夜裡去的嗎？”慕丰韻回答：“沒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來有些氣憤地說：“又是一個官僚主義，你應該夜裡就去現場！”
周恩來接著又語重心長地說：“小慕啊，前清時，縣太爺聽說哪兒著了火，都親自到現場。我們是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今後，你們公安局的領導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
慕丰韻只好如實解釋說，由於值班人員是個舊警察，他按照舊警察辦事的習慣來處理問題，直到今天早晨才報告他。
周恩來聽完慕丰韻彙報後，又趕到現場查看情況，臉上的怒氣漸漸消失。隨行許多人都為慕丰韻捏著一把汗。事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羅青長對慕丰韻講：“若是你當時不把情況說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烏紗帽摘掉了！”
此後，周恩來又在譚政文等人的陪同下，回到李克農的辦公處繼續開會。因為受到了批評，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別是譚政文，午飯幾乎沒吃什麼東西。
下午會議臨結束時，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批評了市公安局領導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說：“發生這麼大的事情，領導不到現場，甚至都不知道。”對此，周恩來專門作了指示：“北平發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長、處長要去現場調查情況、處理問題。”
從現場回來後，周恩來心情非常沉重：“損失啊！這是人民的損失，也是新政府的損失啊！”
根據該廠工會負責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據現場情況的分析，顯然是廠內的特務分子搞破壞製造的。廠內工人義憤填膺，強烈要求查處廠裡的特務。市公安局立即將嫌疑重大的焦家駒、董元及廠內兩個中統組織的成員高樹桂、鄂振等全部拘捕偵訊，偵破了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會回到局裡後，市公安局馬上就周恩來的指示進行討論，並作了相應規定：以後再發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關業務處、分局領導必須親自趕到現場瞭解情況，指揮工作。這項規定逐步成為很多部門的制度和作風，一直沿用至今。
巧借魔術找回國寶
這套用特殊原料與精湛工藝由名家制作的珍品中的珍品而獨一無二、有國寶之譽的九龍杯，規定只有在國宴或者招待重要貴賓的宴席上才可以使用。
1971年3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飛機從北京飛抵上海，這是為羅馬尼亞國家首腦、共產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齊奧塞斯庫即將進行訪華活動“打前站”的一個工作小組，總共27人。他們的具體任務是對齊奧塞斯庫訪問上海期間的食宿、交通、安全、醫療、通訊、應急事宜處置等，做全方位的瞭解和安排。
當晚7點鐘，該工作組的27名外賓在衡山俱樂部品嚐到了他們稱為“出生以來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餚”，一頓甚為豐盛的宴席。不料，席間竟出了一樁絕對意想不到的事情——一隻珍貴的九龍杯失蹤了。
原來，坐在B桌上的一位外賓從一開始就對九龍杯顯示出濃厚的興趣。九龍杯的珍貴與神奇使這位外賓驚喜著迷，愛不釋手。酒過三巡，他佯裝醉意，竟順手牽羊將一隻九龍杯塞進自己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裡，此意外的舉動立即被服務員察覺。但考慮到外事接待的友好氣氛，又不便當場揭穿或索取，左右為難，究竟該怎麼辦呢！
當時，周恩來總理也在上海。於是，上海接待外賓的負責人立即將九龍杯被“竊”事件向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回答說：“九龍杯是國寶，一隻也不能少，一定要追回。但有個前提是：在不傷感情，又不影響國與國的友好關係的情況下追回來。”他又接著問：“今天，你們為這位貴賓安排了什麼活動？”接待貴賓的負責人回答：“宴會結束後去上海雜技廳觀看雜技表演。”
周總理聽後很坦然地笑了笑：“這不是很好嗎。”此時，機敏聰慧的周恩來已經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於是，他口授機宜，如此這般，一一作了安排。
夜色朦朧，華燈初上。上海雜技廳裡，座無虛席。最後壓軸的雜技節目是魔術。只見魔術師在紅布鋪的臺上擺著3只金光閃爍的九龍杯，右手高舉一把“手槍”，只聽得槍聲一響，臺上的九龍杯只剩下兩隻，另一隻九龍杯已不翼而飛。正當觀眾驚訝地尋思，那隻九龍杯究竟飛到哪裡去了時，只見魔術師已走下舞臺來到前排貴賓席前，彬彬有禮地請求那位外賓打開時刻不離身的公文包，輕而易舉地取回了那隻珍奇的九龍杯。全場觀眾席上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被矇在鼓裡不知底細的觀眾以為這真是一個高超的魔術節目，還真認為九龍杯是被魔術師神奇地“變”到那位外賓的公文包裡去了，一個個激動得狂歡不已。
而那位頗有身份的外賓只好強裝著一副尷尬的“笑臉”，實在是出於無可奈何。
九龍杯就這樣在周恩來奇巧智慧的錦囊妙計授議下失而復得了。周恩來智取九龍杯成了我國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話。
同樣，仍然是一次宴請外賓的場合，周恩來也睿智地解決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衛生難題。
在北京飯店工作多年的服務人員，經常要為高級首長們提供高標準精細的服務，因此也就有了能夠近距離觀察中央和國家高層領導們的機會。長此以往，對一些領導人的性情、風格以及處世為人等也有了許多細微和真切的瞭解。在北京飯店，有關周恩來的故事就特別多。這些事情讓親歷者們記憶猶新。
有一年夏天，在某國大使館舉行一個宴會，周恩來也參加了。宴會中烹製了一道“油燜大蝦”的菜。那時天很熱，外面的蒼蠅也挺多，一開門，蒼蠅就飛了進來。受客觀條件所限，那個年代大家驅除蒼蠅、蚊子等害蟲還沒有什麼更為科學先進的辦法。
這時服務員小劉注意到，有一隻蒼蠅嗡嗡地飛上了主餐桌。小劉心裡很著急，可是又不敢打，也不好轟趕，生怕影響了主桌上中外嘉賓們的情緒。正在他一籌莫展時，細心、敏銳的周恩來把這一切看在了眼裡。
周恩來走過去悄聲對小劉說，“你把吃完的蝦皮放在主桌後面的小臺子上，這樣就能把蒼蠅吸引過去了。”
小劉隨即按照周恩來的吩咐去做了。果然，蒼蠅被引到了小臺子上，小劉遂把蒼蠅“擊斃”。
這一來，既沒有影響宴會的舉行，也沒有驚動中外客人。小劉對周總理的細心和機敏更加欽佩不已。
出自：河北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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