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人看過我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對我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裡是屬於“神聖”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聖是周恩來。
他的目光分明是問：你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是否打算把周恩來請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而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臾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於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於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比如遵義會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於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於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表現在他總是樂於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於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最大的勇敢莫過於看清事實而敢於實事求是。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而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班長這個位置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
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闢地之大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於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
國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於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藉助鍾馗”。
對另外四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毛澤東望著赫魯曉夫，語氣莊重。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1954年毛澤東就講了不想當國家主席的話。半年前，伏羅希洛夫訪華，毛澤東再次表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
“有人接替嗎？”赫魯曉夫眨著眼問。
“有。我們黨裡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綜合評論後，便搬動手指，如數家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裡學習，l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政治上堅定，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聽到過這段評價的中國同志都想不通。外國的共產黨人也明白，評價上的前後矛盾顯然出於政治原因，而非實事求是。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搬下第二個指頭。在場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為按聲望和職務，大家都以為該說周恩來了，但毛澤東先說了鄧小平。“這個人政治性強，思圓行方；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裡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赫魯曉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赫魯曉夫收住嘴，做個手勢，表示辦事堅定果斷的意思。
毛澤東也笑了，他知道鄧小平在兩黨談判中使蘇聯人日子不好過。
毛澤東繼續搬下第三根指頭：“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政治上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毛澤東已經搬下第四個指頭：“朱德同志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澤東略一停頓，加重語氣，“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裡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毛澤東這些評論語言，言簡意賅應該說是深刻而又實事求是的。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麼樣？”
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瞭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
董必武點頭，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如何理解領袖群中這樣一致的看法？或許薄一波的回憶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因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所以全會期間，周恩來曾與中財委的薄一波聊天，談論穩定物價等問題。
話一聊開，內容漸漸廣泛。周恩來想到什麼事，帶著思考的神情問：“一波同志，你在晉冀魯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麼看？”
薄一波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確實是同心同德，和諧有致。”
周恩來笑著搖頭：“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問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怎麼看？”
薄一波詼諧、幽默，反問道：“總理，您是老領導了，又跟他們相識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來爽朗笑道：“你又把問題原樣奉還了。”
周恩來斂去笑容，思考著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
薄一波連連點頭：“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周恩來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選，周恩來已經沉思著繼續講下去：“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吧……”
總理確實做不到舉重若輕。他的外事秘書陳浩，見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萬機，辛勞過度，曾忍不住勸說：“總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的，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上那麼多呀？”
周恩來忽地從辦公桌後立起身，真生氣了。他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動著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行嗎？”總理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疊文件：“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接著，他又拍拍第三疊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他疲憊而又委屈地嘆口氣：“別人不知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總是這樣來說我！”
事無鉅細，總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一位秘書見周恩來忙得兩天沒閤眼，忍不住說：“總理，首長裡面就數你忙了，這些材料可以送給小平同志去看麼……”
周恩來繼續批閱，一邊輕聲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幹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總理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那一年，說明他那時就肯定了小平同志舉重若輕的帥才。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對於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的兩種優秀品格。但對於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周恩來的偉大高尚決不在於他是否是帥才，而在於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業績。
當毛澤東從延安飛重慶，以大手筆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俱往矣”時，周恩來卻在這條路上丟開秦皇漢武不看，只看了張良廟和武侯祠。
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崙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權延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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