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早在童蒙時代，就史書不離左右。到南開中學後，開始涉獵西方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等的經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後，他以歷史作為革命武器，領導文化界積極開展鬥爭。歷史學家侯外廬曾回憶說：抗戰時期在重慶，周恩來“把我們一群渴望為抗戰出力，有志於研究而困難重重的學術工作者組織起來……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學風正派、方向明確、大家同舟共濟、人人腳踏實地的研究環境。”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致力於傳承和發揚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他說：“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歷史，就會成為一個愚昧的民族。而一個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1959年4月29日，他發表《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後代》的講話，強調“我們要把自己所掌握的歷史遺產貢獻出來”。1971年4月20日，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要多出歷史書，“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行呢？中國人不講中國歷史總差點勁”。
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筆下，周恩來渾身散發著中國古典文化氣息，“他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剛毅”。周恩來的讀史狀態同樣令人頗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中說：“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雲，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兩週前他剛剛寫了治病請假報告。作為日理萬機的國家總理，在病重體衰之際依然堅持讀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見出周恩來以歷史先賢為標尺磨鍊和提升品格修養的不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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