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遵義會議的時候，毛澤東提得較多的三個人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會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關於王稼祥，毛澤東還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下了“關鍵的一票”。關於周恩來，遵義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就對紅1師的師長李聚奎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在這三個人中，從事軍事工作時間最長，擔任軍事指揮工作最久的是周恩來。 1924年秋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部長。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後，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長征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為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湘江戰役，紅軍損失慘重。紅軍上下回顧起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戰史，基本喪失了對三人團、特別是對李德和博古的信心。此時“部隊的指揮實際上由周恩來擔當起來。”（《周恩來傳 1898-1849》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281頁）
在這段歷史中，儘管周恩來一直從事軍事工作，但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深刻認識，是從他離開城市到農村後才逐步形成的。
◆遵義會議會議室裡並排懸掛著參加會議的8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
1931年9月下半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成員有毛澤東、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來一直在白區從事地下鬥爭（其間兩次去蘇聯）。因此，他對農村情況的瞭解有限，對毛澤東的“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瞭解也有限。但從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的情況看，周恩來顯然已經開始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性。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他要考慮如何貫徹當時的“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但在實踐中，他又親身體會到“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因此，當寧都會議把鬥爭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並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的時候，周恩來仍然堅持提議把毛澤東留在前方。雖然毛澤東還是回到了後方，但周恩來對毛澤東還是很尊重的。毛澤東調回後方後，新成立的紅軍總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周恩來取代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在後來的日子裡，李德、博古和周恩來實際掌握了軍事指揮權，朱德難起作用。連紅軍決定長征這樣的大事，朱德都沒有參與。
因此，要使紅軍在困境中解脫出來，在軍事上必須要改弦更張。簡言之，湘江戰役之後，關鍵的問題是此時掌握了軍事指揮權的周恩來，是否能明智地“讓賢”，並且還能在“讓賢”過程中起到獨特的積極作用。
通過寧都會議之後的戰事諸多不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認識逐步加深。同時，他也深切地體察到紅軍廣大指戰員對李德等人不滿的情緒。他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革命首先需要毛澤東這樣一個“帥才”。這應該是他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的主要原因。遵義會議後，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周恩來說，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適合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後，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儘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周恩來還說，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
作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蹟的長征，產生了久遠而巨大的國際影響。許多外國人士對長征表現出濃厚興趣。在學術研究方面，1971年問世的英國知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迪克·威爾遜的《1935年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為生存而鬥爭的史詩》，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長征的英文學術專著，也是學術含量最高的專著之一，至今仍有不少國內外研究學者援引書中的材料和觀點。
儘管此書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該作者後來出版的《周恩來傳》，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其中涉及到遵義會議前後情況的分析，應該有助於瞭解這個過程。
《周恩來傳》指出，當時紅軍需要的領導是：善於作戰，能夠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資源進行遊擊戰，對於紅軍紮根的中國農村社會有強烈的感情，“顯然，毛是這一人選。”周恩來感覺到，“在這場農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澤東更好的領袖。周恩來可能還發現，在政策的制定和黨務工作的許多方面，毛澤東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認為自己更適合當一個行政領導的周恩來，“在遵義戲劇性地由毛澤東的上級和批評者一變而成為毛澤東的下級和支持者。”“而這一關係的線索可以追溯到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傳》還指出，遵義會議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軍事上的問題，很顯然，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後來證明比周恩來他們那套做法“更為實用”。《周恩來傳》歸納道：“總之，儘管周對毛有許多意見，但他仍被這位傳統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所傾倒。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也許，農村根據地的崢嶸歲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關中國革命城市化的觀點的銳氣全磨掉了。”（參見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 解放軍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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