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其諸多革命經歷尤其是國事活動中，總是智勇應對、談吐不凡、神采奕奕……這一頗具政治家風度的美好帥氣形象，像一幅唯美的雕塑極品永遠佇立在人們的心中。
赴重慶國共談判時周恩來對毛澤東用心保護，不管應對接待，還是佈置警衛，雖工作繁忙，仍那麼神采奕奕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在住所林園設宴款待毛澤東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在宴會上，蔣介石以主人的身份，首先舉杯祝毛澤東健康，隨後，美國的赫爾利大使、魏得邁將軍以及國民黨要員邵力子、張治中等人也先後與中共領導人碰杯。周恩來深知毛澤東的酒量遠不如吃辣椒厲害，幾杯之後，毛澤東的酒幾乎全由周恩來代喝。酒過三巡，周恩來仍然是談笑風生，神采奕奕，毫無醉意，令蔣介石等人佩服不已。當天晚上，毛澤東住在林園。周恩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總是不離他的左右，並且直接領導毛澤東的警衛工作，嚴密守衛。毛澤東一共在林園住了兩個晚上，第三天，遷至紅巖八路軍辦事處二樓居住，周恩來也搬到毛澤東住房的對面住下。為了保持安靜，在毛澤東休息時，周恩來在室內只穿襪子走路。他還特別叮囑工作人員，要保持安靜，他們那時都是穿著布鞋甚至赤著腳在室內走路。但是，毛澤東在紅巖辦事處一住下來，就感到很多不便。紅巖不僅地處偏僻，道路崎嶇不平，上下山的臺階也太多，而且周圍特務密佈，對來訪的人十分不便，對毛澤東的人身安全也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基於這種情況，周恩來考慮再三，認為唯一比較合適的地點就是中共的老朋友張治中的官邸，即位於上清寺中山西路18號的桂園。那裡的房舍不是太大，但完全夠用，距離周恩來自己的住所曾家巖50號和紅巖新村都較近，並且靠近大街，汽車進出十分方便。於是周恩來隨即向張治中提出要求，張治中立即爽快地答應了。隨後張治中一家搬至一所舊宅居住，將桂園騰了出來，作為毛澤東的會客、工作和休息之地。毛澤東住進桂園時握著張治中的手說：“文白兄如此隆情厚意，我只好領情了。”
◆1945年8月毛澤東與周恩來赴重慶談判。
毛澤東住進桂園後，周恩來仍然覺得安全問題還是首要問題。他首先對毛澤東所住房子的睡床、坐椅等逐一進行仔細檢查，然後親自佈置警衛工作。當時，毛澤東從延安帶來了一名貼身警衛員，叫顏太龍，加上原在重慶從事黨的領導人警衛工作的龍飛虎、陳龍總共只有三人，周恩來覺得警衛力量太單薄。幾天後，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認為毛澤東一直住在桂園不合適。所以，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毛澤東又住到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只到桂園接待來自各方面的客人。毛澤東從此就住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二樓東北角一間較大的房間。幹部們則輪流在室外高地上放哨，以保證安全。周恩來特別交待警衛人員：“要機警細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主席的安全，不許有任何一點疏忽。”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周恩來除了和國民黨代表舉行談判外，其他時間幾乎都和毛澤東在一起，朝夕相處，形影不離。和毛澤東外出參加各項活動時，周恩來總是走在毛澤東的前面，觀察周圍的情況，充當毛澤東的貼身保鏢；出席宴會時周恩來常常代替毛澤東與各方人士乾杯，這一方面是考慮到毛澤東酒量有限，傷了身體，另一方面是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在酒裡下毒，謀害毛澤東。與此同時，宴會上的飯菜總是周恩來先嚐一下，覺得無異常情況才讓毛澤東吃。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經歷了43個日日夜夜後，結束了重慶之行，搭乘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飛回延安。毛澤東的飛機上天后，周恩來還不放心，他指示工作人員立即趕回紅巖，要求電臺一直保持同延安臺的聯絡，以等待毛澤東安全返回延安的好消息。周恩來此時雖然已極度疲勞，但還是不肯休息。下午1時半，紅巖電臺收到延安急電，當週恩來看到“毛主席已安全返延”幾個字後，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才安心地去睡覺。
毛澤東在重慶的43天裡，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悉心照料和保衛，也正是因為有了周恩來的保護，毛澤東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才能精力充沛地同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談判和鬥爭，才能在重慶談判後安然無恙地返回延安。
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舌戰16國陣營，讓世界人民首次領略了他那令人痴迷的外交家的翩翩風度
1954年2月底，經蘇聯政府倡議召開的蘇、美、英、法四國外交部長會議在柏林達成協議，定於當年4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建議中、蘇、美、英、法五國參加會議全過程，其它有關國家可派代表分別參加相關問題的討論。
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首席代表，正式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
對新中國而言，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出席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是中國政府致力於經過大國協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一次嘗試，也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政治舞臺。無論是新中國的形象還是每一個代表團成員的形象，都顯得極為重要。首次到國際舞臺上去唱戲，大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出發前，周恩來向代表團成員仔細叮囑道：儘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是，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範圍小，有什麼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我們是登國際舞臺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臺戲。有幾個兄弟國家參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要本著學習的精神。為唱好這出“文戲中有武戲”，周恩來交代：給每人做兩套服裝，一套是灰色的西裝，一套是中山裝。整齊統一，簡潔明快，乾淨利索。沒曾想，這兩套服裝後來卻引起了國際輿論對初登國際舞臺的中國外交官的注意……
也就是在這一次會議上，世界人民首次領略了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的周恩來那神采奕奕、令人痴迷的絕代風華。
◆1954年4月24日，周恩來率團抵達日內瓦機場時向歡迎人群揮手致意。
4月24日下午3時，周恩來一行抵達日內瓦機場。這時，停機坪頓時熱鬧起來，各國記者蜂擁而至，其中數美國記者最多。飛機停穩了，第一個走出機艙的就是周恩來。他身穿得體的大衣，右手自然地舉過眉梢，微笑著向前來迎接的人們致意。周恩來的身後是一支整齊的陣容，緊隨其後是外交部副部長兼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兼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隨後是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顧問有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黃華、龔澎、吳冷西、王倬如、雷英夫……這支隊伍集中了新中國最優秀的外交官。周恩來帶著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和迎面走來的瑞士官員握手。
周恩來的出現使記者方陣騷動了，首先是美國的攝影記者紛紛喊道：“周先生，走近點，朝我這裡看！”周恩來有禮貌地抬起頭，迎面走向記者。攝影鎂光燈頓時閃成一片。這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和新聞事務發言人龔澎向在場記者散發周恩來的機場書面聲明。隨後，記者們還從中國代表團新聞宣傳組那裡得到另一份獨特的有關周恩來的介紹材料，這是一份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對照的書面簡歷，上面寫道：“周恩來（生於1898年），中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這份簡歷，就連中國代表團的許多成員事先都未見過。它的起草者是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這是經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個人簡歷為內容的對外宣傳材料，意在通過宣傳週恩來而宣傳新中國，並首次使用了“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第二天，在關於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報道中，西方媒體上出現了這樣一些語句：“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為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
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在美麗的萊蒙湖畔開幕。這天，日內瓦的天空是湛藍的，這個以美麗而聞名世界的城市迎來了各國的代表。周恩來頭戴黑色的禮帽，身穿風衣，邁著矯健的步伐大步走向會議室，身邊是各國的代表。
◆1954年4月，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率團參加瑞士日內瓦會議。
周恩來神采奕奕地率領中國代表團一行人走著，帶著他特有的和藹可親的微笑；他神色坦然，目光既堅毅又安祥，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神態自若、落落大方，步履穩健……那種瀟灑，那種大氣的動作，和他那種特有的風姿以及他的自信、他的風度，他那非凡的領袖風範折服了在場的所有外國人。
會談是艱難的，第一個朝鮮問題，由於美國的阻撓和作梗，無果而終，但中國的立場合情合理，並且得到了參會國的讚賞。
會議期間，周恩來的忙碌是可想而知的。除了開會，他把全部時間都用來看材料、聽彙報、瞭解研究世界的最新動態，考慮和處理會上出現的問題。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可以說是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一是在會議之內，一個在會外。同會場內充滿火藥味的唇槍舌劍、針鋒相對相比，會外的活動則顯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禮之中透著機敏和睿智。這次會議，共有700多名文字記者和600多名攝影記者及廣播、電視記者前來採訪。他們分別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周恩來對接待外國記者提出了五項原則指示：來者不拒，區別對待；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對於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接待中，有意識地瞭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當週恩來得知有一位美國記者說，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產黨統治下幾億中國人的“悲哀和愁苦”時，立即指示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從紀錄片《1952年國慶》中，人們看到了從世界東方站立起來的新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為讓西方人全面瞭解中國，周恩來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國愛情片——越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周恩來提出：“要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並在放映前做3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做其他解釋。”影片放映後獲得巨大成功。
儘管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敏銳、出眾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風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周恩來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的立場暴露無遺。周恩來贏得了眾多與會者的讚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一些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感嘆：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在日內瓦的舌戰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說：“蘇聯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使外交成為藝術。”
日內瓦會議雖然在朝鮮問題上未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但是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進行了8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力。越南北方的完全解放，也為後來越南共產黨領導越南人民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奠定了基礎。
◆1954年4月27日，周恩來和他帶領的中國代表團在關於遠東問題的會議上。
在會上，周恩來總理以一個偉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氣魄和膽略，率領中國代表團在會上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政府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誠意和做出的貢獻。
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以他的睿智、儒雅的作風征服了所有參會的代表，連那些敢於藐視新中國的別有用心的人，在他的唇槍舌劍下也甘拜下風。
最終，在歷時三個月的漫長會議中，中國在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這兩個主要議題上，都體現出了大國的作用。美國《商業週刊》的評論稱，美國企圖把中國“無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臺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內瓦會議所粉碎。有些報刊稱：“已有不少人將周恩來喻為印度支那會議的挽救者，他已贏得了外交舞臺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7月23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飛離日內瓦，途經並訪問民主德國、波蘭、蘇聯和蒙古後，於8月1日返抵北京。當週恩來結束歷時3個月的國際會議後，新中國欣欣向榮的面貌和周恩來折衝樽俎、神采奕奕的美好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國際政治舞臺上。
三年困難時期，當國家和人民遭遇空前困難而老百姓日子頗為艱苦時，心情沉重地急人民所急的周恩來反問記者：“我周恩來憑什麼神采奕奕？”
1961年，周恩來總理出訪歸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機場迎接他。
第二天，周恩來看到一張報紙上刊載他回京的消息上，報道有“周恩來總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飛機”的描述時，不由得緊皺眉頭，指著報紙對值班秘書說：“你打個電話問一下，這條新聞是誰寫的，叫他馬上到我這兒來一下。”
那位記者很快趕到西花廳。周恩來放下手頭的工作，又拿起那張報紙，神情嚴肅地反問道：“我們現在國家遭難，人民受苦，我周恩來憑什麼還‘神采奕奕’？”那位記者知道錯了，忙向周恩來作檢討，同時也彙報說他當時寫這則新聞時，只考慮了國際方面的影響，沒有考慮國內方面的因素，因此出了差錯。
周恩來略一沉思，又諄諄告誡說：“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現在，天災人禍搞得我們連飯都吃不飽，我周恩來作為一國的總理、國家的總管，居然還‘神采奕奕’？！這樣的宣傳，上不合國情，下不安民心。群眾看了會怎麼想？”周恩來精闢的分析使那位記者茅塞頓開，心悅誠服地離開了西花廳。
當“文革”風暴最終劈頭蓋臉打向苦撐危局的周恩來時，他忍辱負重老眼昏花寫檢討，病氣交加的他同樣無法再像往常一樣“神采奕奕”
“文革”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中，重任在肩的周恩來一直衝在前沿，想方設法消除影響、四面八方苦撐危局，經常舉步維艱、壓力重重、心力交瘁。他對這場政治運動也很不理解，可他卻是個組織觀念極強的共產黨人，常常處於矛盾的心境之中，需要應付各種各樣混亂複雜的局面。他經常告誡黨的高級幹部：要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因勢利導，挺身而出，保護黨和國家的利益。其中工作的難度和所受的委屈，不是常人能想象到的。為了顧全大局，他甚至帶著病體含淚寫檢查！
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11月14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然而，在11月13日的告別晚宴結束時，基辛格突然提議，希望再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按照以往的慣例，周恩來都會先向毛澤東作請示。可偏巧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因時間緊急，在思來想去後，周恩來拍板答覆基辛格：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周恩來的話說得很活，並沒有做出什麼具體的承諾。然而，這件事隨後被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不可靠的彙報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和批評。
從1973年11月21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會談時的“右傾軟弱”，合稱“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於是，與會人員按照這個調子火力齊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會兒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主義，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好好執行毛澤東的聯美整蘇方針；一會兒又逼問周恩來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
◆晚年周恩來雖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神采奕奕，但他為國為民的精神卻永遠刻在人們的心裡。
會議之始，周恩來並沒有預料到火力如此猛烈，還作了一些自我批評，期待檢討完事。然而，會議不但沒有降溫，上綱反而越來越高，江青的指責不斷升級，什麼“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根本不由周恩來分辯。在忍無可忍之際，周恩來當場拍了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的處境是極為險惡的，會議氣氛已完全呈現出了要將他徹底打倒的趨勢。因此，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苦悶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況：“……我見他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問題。在那些日子裡，他很少到戶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邊人員常提醒他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飾的周恩來，這期間，不理髮，也不刮鬍子。往日，周恩來起床後必定要正規地穿上中山裝，不單要扣好每一個釦子，連領口也扣緊。即使不外出，在家裡辦公也如此。可是，他在這段日子裡，成天穿著那種淡藍色條子的睡袍坐在辦公室裡，這種不修邊幅的樣子是我來到西花廳後沒有見過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來特有的風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議最後責成周恩來作檢討。事態的發展也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料，他不斷聽取會議進展情況彙報。在他的干預下最後保護了周恩來，並批評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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