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聽一位從事英文教學30多年的老教師講過這樣一件事：三年前，他曾提出學生課後必須背單詞，並須在次日上課時能夠聽寫出來的要求。這本是他多年來從事語言教育的經驗之法。然而，那次的要求卻遭到了學生乃至家長的強烈反對，認為老師對於學生學習要求過於嚴苛，甚至有家長提出若此舉繼續將向學校投訴該老師。無奈之下，老師不得不在班上讓學生集體投票是否願意背單詞。不出意料的是80%學生都選擇不背。而這位老師也就無奈地停止了這項教學活動。一項本是合情合理的教學要求卻被學生和家長當成嚴苛的壓力，最終使得教育由學生說了算。這種看似荒誕事件卻真實地發生著。
試問，面對當今聲稱“學習壓力太大”的學生們以及對孩子“百般呵護”的家長們，老師該如何管教？“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習本就是件苦差事，怎會有這樣的“壓力”一說？“教不嚴，師之惰。”現在的“師之惰”實則為不敢嚴教的無奈。“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古時的“戒尺”必須重返校園，一方面重拾對老師的敬畏尊崇之心，另一方面還我中華尚學之風。
這位老師所處的學校在近五六年來還新增了這樣一項荒誕的規定：老師在辦公室找學生和家長談話時，必須開門，並且還要有其他老師同時在場為證。原因竟是希望以此在保護學生的同時保護老師。近年來，學生對老師不敬、動粗甚至殺害事件屢有發生。原本只需一門心思管教學生的老師們，現在管教學生時不得不開始考慮學生和家長是否會配合？自己的言行是否會激怒學生和家長？是否會給自己帶來什麼禍事？如此所導致的結果便是：如果學生家長能夠配合老師，則老師多管一點；反之則少管一點，甚至能不管就不管。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為師者猶如為人父母，師情當如親情。但如今老師面對學生竟失了安全感，不敢與學生真正展開毫無間隙的交流，師生之間最基本的信任竟逐漸喪失。長此以往，“教育”談何教育？
相信很多為人父母者都會有這樣的感嘆：現在的孩子越來越難管了；現在的熊孩子越來越多了。為什麼？現在的孩子多為獨生子女，父母對孩子有著前所未有的寵愛，雖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始終慈愛多於責罰。悉知，著名的《顏氏家訓》中有言：“慈威並濟方得良子。”而現在有些父母一味聽從孩子的要求，也任性地覺得老師不應責罰自己的孩子。更有個別好事者大鬧學校，要求學校應當遵從他的方式來管理，老師需按照他的方式教育孩子。竹談君認為，醫院有“醫鬧”，這些好事家長或可稱為“校鬧”。
而對於校方，但凡家長鬧事，總是希望事息寧人，退讓為先。若某位老師屢屢因管教過嚴被學生及家長投訴，學校往往將老師約談並以告誡，望其能體諒學校、體諒孩子、體諒家長。若這位嚴厲的老師被投訴越多，工資恐怕也要成反比越來越少了。面對本來就不多的收入，老師們管與不管也就無所謂了。面對家庭教育好的孩子，適當管一管；面對家庭教育差的則聽之任之，不敢管。古人云：“道吾好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師。”現在似乎已經變成了“道吾好者是吾師，道吾惡者是吾賊”了。真是痛心疾首，掩卷常悲。
“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尊師重道是良好教育的基礎，教育則乃興國之根本。“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重拾“戒尺”迫在眉睫。也許有人會說，體罰學生會傷害學生的自尊。試問，給學生一時“尊嚴”，待其學無所成卻又妄自尊大的步入社會後，他的“尊嚴”還會存在嗎？從早年的馬加爵事件，到復旦投毒案，再到如今的邵東殺師案，是否想過這些同學何以走向如此不歸路？我們要求老師要有“師德”的同時，是否想過這些學生是否該有“學德”呢？這些人若從小被授與懂得尊敬師長、尊重他人的思想，在“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的環境中長大，後續的悲劇是否就可以避免了。
在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新加坡，中小學教室中仍掛有一把戒尺，並規定使用戒尺時必須有兩名以上教師在場，不得隨意濫用。戒尺主要起到對學生的威懾作用。竹談君認為，新加坡尚且如此，我們更是到了重拾傳統的時刻。肆意濫用體罰的舉措必須禁止，但應對體罰的使用重新加以界定和約束，當用之時必須用。讓我們的老師能夠破除所有顧慮，放開手腳全心全意的管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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