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版本：

《病隙碎笔》：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来到人间》：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一）

去北京的时候，我选的旅店在东土城路，离中国作协很近（我是到了旅店以后才知道离中国作协很近）。当时我只知道地坛就在旅店不远，只有两公里，我心想我可以走过去。

白天要看博物馆，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地坛。傍晚返回旅店时，一看，地坛还没有关门，正好过去凭吊一下史先生。门票几块钱，不贵。

我去得晚了，方泽坛、斋宫之类都关着。

我本以为地坛里会有史铁生的铜像，或者设一块碑，但是绕行一周都没有看见，也可能是我没有留意到吧。现在这里有一片地设计成“中医药养生文化园”，里面分为肝、心、脾、肺、肾等各区，一群老伯伯、老奶奶在这个文化园里顺着肝区、心区等等小路风风火火地快走。

史铁生笔下那个凋敝的地坛，如今可整齐了，红墙黄瓦，精神抖擞。

史铁生说他能藏在地坛的树木草丛之间——我看了一眼，那么矮的草，那么稀稀拉拉的树木，那么笔直的道路，一眼望一片，根本藏不住人。

我是傍晚去的，天逐渐黑下来了，想起史铁生那阴森森的有关于生死轮回的小说《我之舞》，觉得毛骨悚然。方泽坛上的什么保密机构大楼，在这篇小说里就已经拆除了，我自然更加看不到。

走了一圈，大约花了一个小时。这还是史铁生看到的那个幽深寂寞的地坛吗？除了一些明清建筑，它就是个开阔的、清清爽爽的绿地，树木长得并不很茂盛，没有曲径通幽，也并不多么花团锦簇。上了年龄又渴望长寿的人在肝、心、脾、肺、肾上呼儿嗨哟地疾走，还有许多北京市民们扶老携幼地过来乘凉，小朋友们呼呼喊喊地，这只是个大公园罢了。史铁生的故事毕竟已经过去了。

除了地坛，走百来米，在路对面就是雍和宫。史铁生的家就在雍和宫边，所以他能经常到地坛走走。这一片也算是北京的核心地带。虽然史铁生说在他那会子，这是城边边。

（二）

《病隙碎笔》一开始就说：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病》，第3页）

很多年前，我在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曾经向学生推荐过《病隙碎笔》。有个学生去图书馆借了，我倒很怀疑他这样的年纪能否体会出《病隙碎笔》之中的苦乐。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就没再联系过。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残疾人，他是一个经历过知青时代上山下乡的北京残疾人，他是在人生中最青春勃发的时候（二十一岁）残疾的，所以这种残疾显得尤其痛苦。残疾之后，他又罹患尿毒症等诸病，2010年因脑溢血去世。因此史铁生说，我的职业是生病。“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病》，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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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隙碎笔》的形式为一则一则的笔记体，每一则篇幅都不长，似乎前后则的连贯性也不大。叙事性的内容较少，文学观占了很大部分，关于精神、灵魂的思考也很多。

有很多人在讨论史铁生的宗教意识。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一开始就提到《圣经》的“约伯记”，他从中得到的体会是，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病》，第8页）约伯记的内涵是深远的，已经有无数学者通过各个角度对《圣经》中这个比较“特别”的篇章作出阐释，史铁生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这种宗教意识是他对基督教上帝的信奉吗？我不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如果只从文字上看，很难说史铁生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那位上帝。“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上帝是希望的代名词，“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病》，第11页）史铁生说神是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与审问（《病》，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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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是否是迷信而应该被扫除？我以为，这种产生自渺茫虚空、彼岸世界的“神”，它意味着理想，它使人内心安定，有所敬畏，它抚慰人和鼓励人，在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人（尤其是逆境中的人）在精神上的安慰剂。

史铁生对神、神性的探索，其实是对人生境界、人生意义的思索。史铁生因为感受到生命之痛苦与短暂，而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对生命的思考上。作为残疾人，他一方面渴求健康，另一方面他也提出“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病》，第159页），而有别于动物生命的“我”，其核心是什么呢？是灵魂，精神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一种方向，灵魂高于肉身的我也高于精神的我，以其绝对的真、善、美而成为神。“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和抗议”（ 《病》，第113页）就是这种对灵魂的不息追求，是他能够坦然面对惨白的生命。他的文字中没有痛苦的呼喊，只有宁静的遐思。这使我们更能体会他的清醒、执着和真挚。他中说，他的墓志铭最好是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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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说，爱是相互敞开。就我看来，史铁生的思想可能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他将自己最根本的性质总结为自卑（怕）和欲念横生（要），颇有存在主义将人生在世的原始动力归结为“烦”的意思。存在主义说，与他人共在则烦神，在世之在则烦忙，总之人就是在沉沦迷失。不过，史铁生对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强调对于至善境界的追求，这使他这些零散的文字显得颇为清透。

（三）

史铁生作品中，除了《我与地坛》以外，最有名的大约是《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我》文读起来颇似散文，但它其实有很多虚构出来的成分，就连“白老汉”也是不同人物原型的拼接，因此一般把《我》文视为小说。

1970年的时候，有两个人都在陕西的延川县插队，他们相隔很近，很快他们又都回到了北京。史铁生摇着轮椅去了街道工厂，在鸭蛋壳上画仕女。

看，人生就像个玩笑。它有一天分了岔，那个岔让有的人上了天，让有的人入了地，而且大家还都觉得这个岔本来就在那里等着，上天入地都是理所当然。

在史铁生的小说中，我最喜欢读的也是《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因为不压抑。作为残疾人的史铁生，小说中大多蕴含着身体衰败所产生的淡淡哀愁，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却带着清新的气息，读这篇文章就像吃春天里新发的苜蓿——每年春天，很多市里的妇女喜欢到乡里的果园去掐苜蓿，这是开春之后土地上所长出的一种可吃的野菜，嫩嫩的，洋溢着新鲜的生命力。

至于《插队的故事》，写知青生活，在辛酸中透着有趣。知青生活的文章一般都极言其苦，因为确实苦。除了梁晓声等少数几个作家，我认为别的作家们所创作出的知青文学颇有可观之处。人性之脆弱阴暗，命运之急转下跌，都在短短数年的知青生活中体现出来。由于《插队的故事》写的是北京知青，所以这篇文章中的方言气息与《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相比，更有股北京味。在北京知青之间发生的情爱纠缠以外，《插队的故事》也勾勒出当时陕北农村的生活状态，那些耿直的、生动的农民形象，很难说不是对农村生活的一种美化。血和泪都被冲淡了，只有甜蜜的、留有遗憾的东西，还纠缠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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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小记》写的是史铁生在街道工厂做工人时候的生活，“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来》，第140页）。大约这是史铁生在北京所从事的唯一一个正常上下班的职业，在做到第五年的时候，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第八年的时候，《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就拿到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老屋小记》也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些似曾相识，那个长跑者在《我与地坛》中大约也出现过。这个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大约是最后涉江而死的三子，因此和《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相比，这是衰老者衰老的故事，天真者坚持的故事，缭绕着的小插曲改变不了小说整体飘荡着的沉重与悲伤。

《来到人间》的主人公是一个先天软组织发育不全的姑娘。这个带有先天残疾的孩子为家庭以及她自己都带来巨大的苦难，这是无解之谜，小说中也没有给出一个能让我们感受到希望的答案——整个家庭都在向深渊滑落，像是在社会夹缝中挣扎的三只小蚂蚁。

《命若琴弦》讲述了一个盲琴师的故事。在这个老瞎子的琴里藏着一张纸片，他坚持认为只要他弹断一千根弦，就能取出这个纸片，获得使双眼复明的药方。当他终于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时候，却发现这张寄托了他一生希望的纸片只是一张白纸。于是他对自己的传人，一个小瞎子说，只要弹断一千两百根琴弦，就能获得药方。这很显然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故事——如果这个药方真的有效，何必弹断琴弦，直接取出药方不就行了？这篇小说谈的其实是信仰问题，在痛苦而漫长的人生中，是什么支撑着人们不断于坎坷里前行，是什么指引着方向，提供着动力？就是这个子虚乌有的药方。它是永远不能达到的理想，它就是人们在自己心中所树立的那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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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上史铁生的书，斯人已经远去，这些章节都成了他尚未消散的痕迹。

史铁生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人生需要不断咀嚼。

幸福或者痛苦，都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力量。光明永存于我们的心中，我们即使身体和精神上已经在沉沦的边缘，圣洁的灵魂也能够高升于青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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