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唐朝丞相李林甫，大家或許就聯想到“壞人、奸詐、禍國”這些詞。的確，李林甫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奸相，他貪戀權力，不擇手段……

可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唐朝擔任宰相18年又7個月，是唐朝任職時間最長的宰相。張九齡，姚崇等人都只是做了幾年。

他究竟有何過人之處，能讓唐玄宗如此賞識呢？

主持修訂法律條文，領銜完成《唐六典》

唐玄宗時期，國家發展遭遇了許多困難。正當唐玄宗苦思冥想國家前途的時候，李林甫不失時機地走進了唐玄宗的視野。在唐玄宗的眼裡，李林甫心狠手辣，是個能幹大事的人，具有管轄眾官員的能力，所以十分看好李林甫。

李林甫崇尚法家，為人處世注重原則秩序，不講人情世故。

他主張以法治人，讓人們都在法律的約束下，安分守己，這樣國家才會有良好的秩序。唐玄宗對此也是十分重視。

為了實現以法治人，必須要修訂法律條文。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剛進入中樞機構，唐玄宗就委以重任，讓他主持大規模的法律條文修訂工作。李林甫一直都在從事法律相關的工作，因此對於這份修訂工作，他可謂駕輕就熟。他彙集了一批法律專家，對法律進行了紮實和周密的修訂。

歷時兩年，修訂工作終於有所成就。據記載，在這次修訂法律的工作中，被刪除的無關緊要的條款1324條，另外2180條得到修正。經修訂的法典於737年宋呈皇帝，計有：律12卷及其疏義30卷、令30卷、式20卷。這些法典在同年秋向全國頒佈。

這次法典的修訂也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此評價道：“這是唐代最後一次系統地重編全部法典的活動，因此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訂。其中許多原則都符合的中國時代發展的特色，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雖然其間作了若干較次要的校訂，但

這些法律一直到14世紀初都保持著權威性。”

通過新法典的制定，唐玄宗充分見識到了李林甫處理行政問題時思維的縝密與他改革的決心，因此他對李林甫委以更加的重用與信任。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被任命為宰相，開啟了他的宰相生涯。

後來，唐玄宗下令由李林甫領銜編寫一本名叫《唐六典》的書。

這部書囊括唐玄宗時期的所有體制內官名，詳細考證了每個官名的歷史演變，對於各級政府部門規則、制度、職責等相關細則都進行了規定，並在其中附上《周禮》的記述，做出了系統的理論介紹。

《唐六典》得到了很大的應用，為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一項創舉。在往後的一個多世紀裡，這部法典一直被作為最方便、最具權威性行的政法而通行全國，即使是新舊官署變革，這種制度也一直沒有改變。

後世史學家對《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視，將其視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書。但後人對它的編制初衷看法不一。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大唐帝國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認為《唐六典》是一部“禮書”、是一部儒家經典《周禮》的唐代版本。

李林甫為了讓法律順利得施行，也是處處以身作則，不管是誰，即使是名門望族或是達官貴人，也必須按照法律行事，否則就將面臨嚴懲。

通過對政府法令法規和法律的調整，李林甫為唐玄宗建立了一個有效維持政府運轉的體制。不得不說，李林甫在他的工作崗位上還是盡職盡責。

在朝廷極具威懾力，安祿山尤其怕他

對於李林甫這個人，司馬光說他：“口有蜜，腹有劍。”但他陰險狡詐的同時，在朝廷也是一個頗有威望的人，朝廷上下對他那就只有一個“服”字。

李林甫當宰相期間，大權在握。但是他與我們印象裡玩弄職權、貪汙受賄的奸臣不太一樣，在大多數情況下，他能保持做事公平，行為舉止皆有法度。

《舊唐書》中說：“自處臺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意思是說李林甫處事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尤其是在人事任免這個敏感問題上，可以做到基本的依法辦事。因此朝廷上下對他也是敬畏有加。

關於李林甫在朝廷上的威懾力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個名叫安祿山的人，職位是御使大夫，地位僅次於李林甫。因為安祿山是個粗人，加上皇上寵信，因此十分傲慢。

當時和安祿山同任御使大夫的還有一個叫王鉷的人，是李林甫手下的人。二人決定聯手給安祿山上一課。

當時安祿山和王鉷二人一起來拜見李林甫。王鉷見到李林甫之後，畢恭畢敬地行禮，遠遠超出了一般下級對上級的那種恭敬，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戰戰兢兢的恭敬。安祿山見到王鉷如此恭敬，原本還直直的腰桿不由自主地也跟著彎了，而且彎得比王鉷還厲害，旁邊人看到都樂了。

此外，李林甫手下耳目眾多，經常打探皇帝和其他大臣的行蹤。他又用此招對付安祿山。安祿山一有什麼舉動或打算，都有耳目向李林甫報告。李林甫對著安祿山當面點破，安祿山以為李林甫有通神的本領，所以此後每次見李林甫都是畢恭畢敬。

後來安祿山到別的地方當官，每次有使者入京歸來，他都要問李林甫宰相有沒有說什麼和自己有關的話。使者如果回答說：“宰相說您幹得不錯。”安祿山就歡呼雀躍。一旦使者說：“宰相說要您小心行事。”安祿山就倒在地上拍著椅子說：“哎呀！我要完蛋了！”

對於安祿山對李林甫的害怕，《劍橋中國隋唐史》中有這樣的評價：“雖然安祿山力量強大，但他個人仍非常畏懼李林甫，這種關係在這些動亂的年代裡對

維持朝廷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時安祿山還未謀反，就是因為有李林甫能鎮住安祿山。李林甫死了以後，楊國忠當權，安祿山看楊國忠不過是軟弱無能之人，所以他也就肆無忌憚發動兵變了。

主張給予軍人優待與修訂《長行旨符》財政制度

唐玄宗時期的軍事變革就是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轉變。

所謂募兵制，就是一種通過臨時招募民丁組建軍隊的方法。被招募者一般選取富貴多丁、驍勇善戰者，並舉薦已退任文武官、勳官或有才能的人任各級將領。裝備由當地政府供給，不足的部分則由本人自備或由親鄰資助。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李林甫推出了新的政策，給予職業軍人優越的待遇，以吸引人員投軍：“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間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徵人及客戶中招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體恤。”

這種改革建立在盛唐強大的國力之下，邊防軍日益壯大，成效顯著。

不過，這種兵制也是存在不小隱患。龐大的邊防軍消耗了大量的財力，使得政府的財政和後勤出現了巨大的虧空。在建立了職業軍隊之後，政府不僅需要常年支付軍隊的開銷，更需要應對軍隊的封賞和特權，巨幅增長的軍費使朝廷不堪重負。

同時，募兵制還加強了邊鎮的軍隊，而中央的兵力反而空虛了，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逐漸形成，為“安史之亂”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另外，李林甫還主持了政府在財政上的改革。他發現朝廷的財政制度混亂、數額名不副實，而且稅收制度的不嚴密引起的弊政和貪腐現象十分嚴重，於是他召集人手對原有制度進行修訂，編成五卷本的《長行旨符》呈送唐玄宗，然後頒佈施行。

《長行旨符》規定，每年只要將各地所需徵收的賦稅數額呈報給皇帝，經過批准後執行。

《長行旨符》貫徹之後，唐朝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明顯的好轉。政府相關部門辦事效率得到明顯提高，營私舞弊行為也得到了遏制。不僅如此，還查出了原先隱蔽於稅收範圍之外的人口，政府可徵稅範圍擴大，使國家的財政收支更加穩定。

《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評價道：“這顯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個重大步驟，它使帝國的財政制度更緊密地切合地方實際情況。它還是一大創新，因為政府悄悄地放棄了要求稅率和勞役以及財政管理實施細則全國一致的總原則。”

李林甫是個處事謹慎的人。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具有獨到的眼光，在設計制度方面具具有不錯的天賦，並行動迅猛、敢於作為，因此才能得到了唐玄宗的讚賞與重用。

他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甚至在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狼狽出逃的唐玄宗仍然認為李林甫才能卓著，並不認為李林甫是導致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

雖然李林甫大權獨握，蔽塞言路，排斥賢才，還重用胡將，唐朝走向衰敗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使他在歷史中留下惡名，但是也必須要承認他的政治才能和顯著政績，承認他是一個很細緻很有調理的人，承認他的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