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賢很早便發現經濟對國家的作用，如兵聖孫武所著《孫子兵法·作戰篇》載：“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總結起來便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而兵聖的理論得到充分地驗證，幾十年以後越國的范蠡，通過集聚錢糧，改善越國地狹民貧的窘境，幫助已近滅國的越王勾踐，擊敗強大的吳國，並且率兵北上與中原諸侯爭霸，功成名就避居宋國陶丘，被後世商賈奉為“商聖”，譽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史上最著名的投資，是衛國商人呂不韋，助秦莊襄王登基，而與秦王共掌江山，被無數商賈奉為畢生夢想，呂不韋在秦國任相國，充分利用自己的專長，即便未與列國爆發大規模戰事，依舊使列國向秦國割地納貢，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清朝的定論是‘閉關鎖國’，但清朝也需要國防建設，也需要後勤補給，因此清朝只是對外交流閉塞遲緩，卻並非禁絕商業的發展，只是以封建專制下的“官商”形式，來替代更加活躍的民商模式，最終出現了號稱清朝四大商會：晉商，徽商，粵商，浙商！

晉商是歷史最悠久的商會，春秋時期晉國城濮之戰成為霸主，各國爭相進貢納賦，以求得晉國的庇護，使得天下財物向晉國匯聚，更強化了晉國強大的實力，而卿大夫得以共享利益，並藉由與諸侯貿易獲取財富，逐漸形成晉商的雛形。

無論是秦朝、漢朝、甚至三國、魏晉、及至南北朝，舉世聞名的都城長安，富庶肥美的關中平原，作為統治的核心區域，而山西不僅要負擔轉運之責，還要抵禦來自北部遊牧民族的威脅，因此軍事後勤保障，帶給晉商崛起的良機。

唐高祖李淵起兵於太原，是一次冒險的軍事嘗試，在隋煬帝嚴密的監控下，完全沒做到“兵精糧足”，好在得到晉商集團的有力支持，最終李淵奪長安，佔關中，征戰四方完成統一，晉商也隨之將商業版圖擴展到全國，從江南的糧米轉運，到鹽茶貿易，撐起唐王朝經濟半壁江山。

隨著唐王朝衰落，長安成為戰亂與外敵入侵的主場，

山西被沙陀族李克用父子佔據，由此建立後唐、後晉、後漢三個政權，這原本對於晉商有利，但隨著北宋王朝建立，殘餘的北漢與之對抗，受到北宋王朝的嚴密封鎖，最終晉陽城破被毀，軍民被遷移往內地，晉商遭遇毀滅打擊。

直到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設立‘九邊’與‘九塞’，九邊中大同鎮與太原鎮，九塞中晉王、沈王等宗室親王，便位於山西境內，何況輸送往延綏鎮、固原鎮、寧夏鎮、甘肅鎮等處的物資補給，皆要由山西轉運，極大恢復晉商的活力，《晉錄》:"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若非明政府對邊境鹽鐵貿易管控嚴格，晉商將會擁有更強大的勢力。

明萬曆年間開始政治動盪，屢次對邊境用兵，同時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山西地廣人稠生存愈發困難，時值後金興起，需要多種物資，部分晉商鋌而走險輸送違禁品，幫助後金穩定後防經濟，由此清朝入關後，順治帝出面接見晉商代表，加以賞賜冊封了“八大皇商”。

八大皇商指：山西商人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八人，不僅替皇家採辦物資，同時監管各地的財政賦稅，轉運全國的銀錢，使得不擅長治理經濟的清王朝，在入關後短時間穩定民生，並獲得充裕的軍費，最終完成對全國的統一，晉商居功至偉！

清王朝不可避免走向衰敗，清末八國聯軍進京，慈禧與光緒帝‘西狩’逃難到陝西，途經山西便由晉商集團接待，並且對列強賠償的《辛丑條約》，鉅額款項部分也由晉商票號聯合墊付，展現了山西票號雄厚的實力，這是晉商最後的輝煌，此後清朝開放沿海商埠，改革商業採辦，並重新制定貨幣等，令晉商被其他商會趕超。

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開篇便是“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詩文描述得很美，展現了滁州的風貌，其實也揭示安徽的地理特點“多山”，安徽山多人多田地少，產出無法滿足需求，為了生存只能夠離鄉從事經營，養成徽商吃苦耐勞又勤儉的美德。

徽商素以儒商著稱，其既有以儒家品德規範行為，也因長期提供儒家學者文房四寶，如安徽宣州的硯臺，李白曾有詩稱讚“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還有作畫書寫所用，有“紙壽千年"之譽稱的宣紙；更有南唐後主李煜壟斷的徽紙，“南唐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還有宣州涇縣的毛筆，徽州的徽墨等，可以說不出安徽，便包攬上等文房四寶。

在元代以前的數百年間，除文房四寶外，徽商協助漕運，推銷土產三項產業，緩慢發展民營資本，元代開始出現發放高貸牟利，且準確資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本就是鳳陽人，對徽商有著異乎尋常的親近，其營建南京城之時，便將周邊的部分資源交付徽商打理，使得徽商逐漸成長起來。

關鍵的轉折在成化年間，明王朝改變“開中法”，即允許商人於當地屯墾繳納糧食，再由產鹽地換取鹽引售賣，明萬曆《休寧縣誌·風俗》記載,徽商“藉懷輕貲遍遊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詭而海島,罕而沙漠。”佈局廣博甚至通往海外，加之產鹽佔據地利優勢，得以楔入更加暴利的鹽業，也加快了徽商集團的形成。

徽商的巔峰在清朝初年，安徽作為清朝進攻南明的前沿，徽商擔負物資的籌集與轉運之責，使其隨清軍征戰數十年，付出的艱辛不言而喻，凡清軍鐵蹄所過之處，必有徽商蹤跡，得到的回報便是規模躍居清代商會之首，雖不及晉商坐擁天下之財，但“天下行商”之名傳揚海內。

乾隆末年開始，清王朝吏治腐敗，對江南征收苛捐雜稅，尤其是清查鹽稅弊政，使得徽商核心利潤暴跌，但最致命的要數太平天國運動，使得清軍與太平軍常年拉鋸，安徽本土遭到戰火荼毒，徽商大量遷移至江浙地區，促進了浙商的資本發展。

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從太平軍進攻杭州便協助左宗棠，其產業“胡慶餘堂”生產的藥品暢銷江南，又替左宗棠壟斷典當業，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籌措借款，受到朝廷嘉獎，被授予二品官職，賞穿黃馬褂，佩戴紅色頂珠，這是在封建社會貶低商人，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胡雪巖與徽商面對西方資本的傾軋，卻失去清政府的支持，其資本市場又被江浙財閥所瓜分，沒能及時轉型新的產業和資本的徽商，最終在清光緒九年(1883年)，胡雪巖被革職查抄家產，即便有李鴻章引領的洋務投資，也難拯救徽商走向衰落。

粵商，又稱為廣東商幫，隋唐之前嶺南尚未成為中原直屬，經由‘海上絲綢之路’起，廣州便是重要的站點，東南亞的珠璣、犀角、寶石等貴重物品流入中國，絲綢、瓷器輸往海外，令廣州形成以外來人口為主的國際化都市，據稱有12萬外國商人及其家屬。

五代十國的南漢政權割據自立，但廣東的地勢“三山六水一分田”，還有諸多少數民族聚落，並與南楚政權和中原政權交惡，因此加大對海商貿易的開發，史載"嶺北行商至國都，必召示之誇其富"，兩宋開明的政治風氣，使得海上貿易能夠繼續開展，並形成了固定的航線，"廣州富庶天下聞"。

轉折在明朝時期，朱元璋痛恨商人，因此洪武七年便停止海商貿易全面禁海，除鄭和下西洋與正德年間短暫恢復，其餘時間又受沿海倭亂而禁絕，雖然保留廣東市舶司，但貨運量的銳減，導致粵商利益遭受嚴重削弱，幾乎重新倒退回捕魚織網的日子。

清朝康熙帝時期，對西方文化與科技頗為崇尚，因此對廣州的民間貿易未加約束，但雍正帝開始，下令禁止傳教士進入清朝，並限制對外貿易，而乾隆帝更狠，下旨除廣州外所有港口，全面禁止與國外的貿易往來，便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也被視為“閉關鎖國”的開始。

正是因為僅保留廣州為通商口岸，粵商迎來了發展的契機，廣州能夠最先與國際接觸，中國特色的絲綢、瓷器、茶葉迅速創造外匯，為清王朝帶來美洲鉅額的白銀，也為清王朝帶來更多新的物種，交易量數額巨大被稱作為“天子南庫”，乾隆年間達到所謂的太平盛世。

廣州十三行特殊的壟斷採辦形式，使粵商迅速崛起的同時，其形象卻始終是官商勾結唯利是圖，與國外交流過程中，粵商也造成錯漏，幫助東印度公司將鴉片，包裝為延年益壽的“福壽膏”出售，加速了清王朝的白銀外流，但終究粵商還是愛國，在林則徐禁菸期間，粵商主動上繳積存的鴉片，並幫助林則徐清點菸館。

鴉片戰爭以後增開沿海商埠，廣州十三行失去原有的壟斷地位，反倒促使粵商民間資本重新振作，藉助與香港、澳門的地緣優勢，恢復到出口及引進工業的路線，如增城的"女兒葛"，廣州的琺琅彩，佛山的棉織業及絲綢和印染，使得粵商雖不復往昔的興盛，但更加沉澱更加穩固。

清末洋務運動以後，清政府鼓勵開辦銀行等新式金融機構，意圖以此強化國力，因此粵商迅速轉型，開創了清末首批金融銀行業，但清王朝的頹勢與衰敗，令粵商失望透頂，加之革命思想的傳播，粵商成為推翻清王朝不可忽視的力量。

江浙雖號稱魚米之鄉，但直到三國孫權開拓後才逐漸繁榮，再隨著東晉南渡，數百萬中原移民紮根，江南才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隋朝修建京杭大運河，江浙商人勤勉的將江南物產輸送往中原，供給大唐王朝的盛世發展，江浙商人身影也漸多。

浙商真正興起，源於南宋定都杭州，南宋群臣原本也想過定都南京，但趙構是真的被金軍嚇破了膽，杭州有船隻可以直通海上，因此才堅定地定都杭州，作為都城，不僅需要接納皇親貴胄文武百官，還要接納北方躲避戰亂的移民，再興建宮殿廟宇，帶動江浙各種物資的需求。

浙商為南宋最大的商會，不僅將各地的物資轉運，還將中國優質的瓷器、絲綢、茶葉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行銷至日韓和東南亞，甚至更遠的阿拉伯地區，為南宋獲取大量的財富，使孱弱的南宋，能夠在蒙古的鐵蹄下抵抗半個世紀。

元末鹽商起家的張士誠，摒棄了對土地徵重稅的舊制，轉而扶持商貿往來，獲得巨大成功，使得其治下經濟發達，水利設施齊全，賦稅也比較低，浙江民間商貿極度繁榮，因此獲得江浙民眾與知識分子的支持。

為了懲治江浙軍民，給明朝帶來的損傷，朱元璋對江浙地區徵收加倍的重稅，《國榷》中寫道：“國初總記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浙江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石，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加之朱元璋洪武七年便開始禁海，又斷絕商貿利潤，江浙百姓苦不堪言。

清朝以後賦稅有所降低，但隨著鄭成功於臺灣建立政權，清朝全面的禁海，連從事捕魚業都不允許，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佈置防守；沿海船隻悉行燒燬，被迫離開家園，又沒有土地耕種，大多聚集手工坊以謀生，促使資本主義萌芽再度復發。

臺海漸平，清朝乾隆為強化與臺灣的聯繫，允許特定航線通行，使得江浙沿海的民間貿易活動變得頻繁，香料等臺灣特產被轉運到內地獲利，寧波商幫迅速崛起，加之不久後的白蓮教與太平天國起義，使得兩湖等地的財富更加向江浙聚集，浙商把握時機奠定晚清金融領頭羊地位。

清末上海的繁榮，其實就是浙商的繁榮，上海便是承接江浙商會的財富，而江浙商會主要從事金融行業，只是面對國外強大的競爭對手，卻得不到國家的支撐，只能在逆境中頑強成長，浙商早早地拋棄清王朝，響應辛亥革命，併為北伐軍提供糧餉。

四大商會都有千年的歷史，各自具有其傳承的經營理念與文化。

四大商會只是中國千年歷史的代表，無論興衰更替，不變的是他們良好的傳承理念，以團結和勤勞，才創造了屬於那個時代的輝煌。

以晉商、徽商為代表，對封建王權過於倚重，封建王朝衰落也跟著衰敗，而粵商、浙商，更多是把握住歷史的機遇，敢於嘗試新的行業。

正是兩極分化的模式，使得辛亥革命爆發時，晉商、徽商（民間）多支持著清王朝腐敗的統治，而粵商、浙商則更多支持革命運動，失去商業金融的支持，清王朝的統治走向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