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文化
文丨余秋雨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着；
第三，必要贮存；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1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2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摆脱黏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3
必要贮存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雎》《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朗朗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阳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4
必要风范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1、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2、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3、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限。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4、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文化人”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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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今余姚市），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出版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曾经贴地历险四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全部重大古文明遗址，获台湾读书人最佳书奖，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等。近年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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