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东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蒋介石之“文胆”而闻名于世的陈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于南京寓所孤独地弃世，副官曾回忆其嶙峋的右手紧攥着呈给他一生所追随的蒋介石之遗信，屋内则散乱地摊放着多封留给至亲、党内好友的遗书。多年饱受身心疾病困扰的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1934年应蒋介石之召，陈布雷由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职进入蒋的核心幕僚圈，以帮助其起草、修改各类文稿，并于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管党政事务）主任，至抗战后侍从室建制取消转任中政会秘书长，陈布雷始终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倾力对蒋进行辅佐。
陈布雷生前亦有每日作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始于1935年3月，至1948年11月，未曾有过中断。日记原件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家属在离开大陆前将之制作为微缩胶卷带至台湾。20世纪60年代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有意将之出版，待至稿样整理完毕，却最终未能出版，后交由台湾“国史馆”保存。该日记详实地记录陈布雷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一职后的人生历程，按照他自己的描述，在“二十四年（指1935年）遍历川、滇、黔，所记见闻较多。二十五年（指1936年）在杭修养时，记读书较多。自抗战以来，每日匆忙冗碌，所记最为潦草，仅记载每日起居工作情况而已”。其中既有对日常工作、生活事务的记载，也有对个人身体、精神状况的记述，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看到位居国民党权力核心的陈布雷，如何为蒋介石打理各类具体事务、处理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以及如何在书生本色与政治人生之间做出极为两难的取舍，以致最终选择以痛苦的死向投入毕生精力的政治事业作别。
陈布雷(中穿白衫者)与部分国民党军官在保定合影
尽管日记属个人私密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意义，但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场域中，政治人物亦会倾向于在日记中进行有意识的强调、省略甚至曲笔，以服务于政治目的。遍检陈布雷的日记，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他对蒋介石本人的埋怨、指责或批评，反而多是对无法满足蒋的各种要求的懊悔与自责，部分能反映出他所受身心折磨之严重程度。正如当时同在侍从室工作的张治中所回忆：“他（指陈布雷）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当然，有一段日记能反映出陈布雷对蒋的真实态度：“今（指1943年）委座欲充实人事，他人或恐不免怀挟某种之错误判断，希望加入工作，则本室之作风不能确保其一贯矣。孤忠不达，为之怅然。”忠心耿直，不见谅于人是为“孤忠”。
陈布雷与陈诚
实际上，蒋介石（包括其妻宋美龄）对陈也向来礼遇有加，多次批准休假，同时又将多年日记交由陈来修缮、整理，可谓格外信任。引一小例即可证明：在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党内黄宇人对陈布雷所撰写的闭幕词极为不满，公开批评并予嘲讽，致使精神紧绷的陈布雷当场失态，愤慨发言以致泪流不止，随即退场。蒋介石则怒斥肇事者“荒唐放肆，以致布雷发怒”，同时极为惊讶地认为：“此实所罕见，以布雷从未当众发怒今日者，以其失眠过度，心身两弱所致。急劝其休假调养”，随后派遣宋美龄前往陈的寓所进行安慰开导，准予休假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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