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選自《2018中國書壇年度觀察》作者：劉壽堂
翻閱姜壽田先生在2018年的書法學術活動，可謂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凡是當代書法重大學術活動和展覽，幾乎都有姜先生的發聲。姜先生是名副其實的當代書法理論與批評的中堅力量。如果以三個關鍵詞來形容姜先生對2018年中國書壇的發聲，可以用“困境、突破、超越”以概括。
姜先生在2018年第1期的《中國書法·書學》雜誌發表題為《國學概念的提出、辨析及書法與國學的關係》一文，其實正是基於其對當代書法“困境、突破、超越”的深入思考與責任擔當的起點。姜先生從清末至民國時期對國學概念的爭論辨析入手，肯定了國學概念的正當性的同時，根據梁啟超對胡適開列的兩份書單的批評《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及《國學入門書要錄及其讀法》，指出了近現代思想史上對“國學概念”的爭論，並繼而指出了李澤厚曾概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狀態說：“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再舉出李澤厚對王元化在上海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學問家和有學問的思想家”這一悖論的批評，表達出姜壽田先生自己對國學概念的辨析：國學內容究竟何指？國學究竟應包括哪些經典？哪些經典才真正體現為國學？是一個殊難認識把握並獲得共識的問題。但國學明顯具有廣義、狹義之分，……而於國學自應取狹義。當然胡適對國學乃國故，即中國的過去的文化歷史的限定還是過於寬泛。即使是歷史與文化，也自有形上、形下之別，究竟是哲學形上之思的宇宙精神更能體現國學真諦，還是小學、經學、名物、訓詁更為承載彰顯國學之真蘊？如從新儒學來看，則哲學形上義理精神更能體現出傳統文化—國學的要義。姜先生為了進一步表達自己對國學概念的認識，引用了馬一浮下面這段話：國家生命所繫實繫於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於思想，由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多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孔子所謂知，即是指此思想體系而言。言下之意，姜先生更傾向於“哲學形上義理精神”，也就是馬一浮先生所表達的“由自己體究能將多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思想體系”，這才算是真正的“國學”。
當然，姜先生辨析的目的不是要強調“國學的概念”，而是要提醒當代書法界認清“學問”與“思想”的區別。他說，有人認為學問包括史料考據，即是一切，而根本不懂史料考據的邏輯與思想文化的邏輯判然有別，思想家當然也不會平地產生思想，其思想也要憑藉文獻史料而得以產生形成，只是其思維並不停留於史料，而是穿越史料形成問題鏈與宏觀的歷史觀念，並且其關注的中心也不會是史料本身及局部微觀的枝節考證，這是思想史研究與史料考證的最大不同，也即價值觀差別。所以兩者也自相去甚遠。這也是當下體察認同國學所不得不深識明辨之根本問題。
以上這段話非常精闢，當下有許多研究書法的學者恐怕正是在“學問”與“思想”間弄糊了方向。在文章的最後，姜壽田先生點名了“書法”與“國學”的關係：一個進入不了中國文化內部的書家不可能成為書法大家，也不可能創造出一流的偉大作品，這是毋庸置疑的。……由文化自覺而超越市俗的創造性個體自律，歷史上的每一位大藝術家無不具備這一點，這也是技與道的張力所在。書史證明，書法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是純粹形式化的產物，而是觀念積澱的形式。中國書法生命精神植根於國學的深厚土壤，中國偉大傳統文化奠定了中國書法的美學精神，因而離開傳統文化的滋養，書法之源便會枯竭。當下倡導國學的意義，是在現代性背景下返本開新，深化傳統，穿越西方，回到中國，確立傳統文化價值，追尋中國文化的核心觀念和終極關懷，推動中西文化融和，並在中西文化融和的境遇中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姜先生所說的“觀念積澱的形式”其實正是“思想”的融會，而這一思想的融會即是“國學”滋養下的“發酵”。
而在姜壽田先生另一篇文章《書法共識破裂與當代書法兩難》（發表於《中國書法·書學》2018年第7期）中，則傳達出其對當代書法以筆法為中心的取向分野而造成的認識誤區的憂思。姜先生說：“困擾並構成當代書法最近傳統的無疑是清代碑學。碑學從觀念到部分對文人書法傳統的顛覆，改變了書法史的一般觀念、價值和信仰，從而也造成價值紊亂下的另類書法價值系統的重建。……但緊接下來碑學內部自身對碑學筆法的懵懂乃至解釋混亂以及由此導致的自亂其例，由此導致帖學的重萌與復興。”緊接著，姜先生指出“海派帖學無法穿越趙、董積弊回到魏晉源頭”，於是，當代書法在對“海派書法的質疑、反撥中，走向以民間書法取代經典帖學傳統的激進主義路向，由此，風格意識成為與筆法對立的東西。民間書法繼清代碑學之後，又成為書法激進主義批評的武器和當代性書法美學原則。”姜先生對當代書法共識破裂的分析一針見血，是對從事書法研究和創作的當代書家的深刻警醒。緊接著，姜先生總結到：當代書法的觀念演變始終是圍繞著筆法進行的。”並提出當代書法領域現存的三種傳統：“經典帖學傳統，民間書法包括近現代碑學傳統，西方現代主義傳統，這三種傳統相互對峙並獨立，但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紀末，民間書法傳統始終佔據主流地位。”並指出“民間書法運動漸趨走向對書法精神及筆法上的消解，使道——藝失去平衡。”行文最後，姜先生為當代書法的歷史選擇點明瞭方向“當代書法各流派間需要碰撞，也需要從學理上展開對話，需要立足當下與歷史，在書家與文本，文本與文本之間，追尋歷史期待視野與現實創作的真實。”
在《何紹基與趙之謙碑學觀念論爭及對近現代碑學的影響》（發表於《中國書法·書學》2018年第10期）一文中，姜壽田先生從何紹基與趙之謙碑學取向的對比中，指出趙之謙在北碑中引入“二王”帖學，“使北碑創作臻於清代碑學的高峰。隨著書史的推移，趙之謙的書史地位無疑將會不斷獲得超越與提升。”該文雖然是對清代書史人物書法風格的評論，但他繼續引用“超越”與“提升”這兩個術語，說明姜先生始終是站在對當代書法的關照上來審視歷史，希望對當代書法給予啟迪。
而在《李廷華書學研究論詮》（2018年第5期《中國書法.書學》）一文中，姜壽田先生對李廷華這位學者長輩的書學研究給予的極高讚譽，恰恰說明姜先生自身高度的書法使命意識。姜先生在該文中用了兩個小標題，一個是“文心猶烈——傳統文脈中的淡定追尋”。他寫到：“李廷華所注重關切並寫作研究的書家，都是具有家國情懷與人格風骨的人物。他旨在以此探索認識傳統士人與現代文人的文化傳續及與精神命脈的相關性；同時，也意在闡釋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傳統士人的人格塑造。”這裡，姜先生無疑強調的是書法的終極關懷——家國情懷與人格塑造，捨去這些，書法便無存焉。這也正是當代書壇“正大氣象”所需要的真正內涵。從這一點來說，姜先生所關注的2018年當代書壇，正是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姜先生該文的另一小標題是“傳統文化價值下的人格挺立——正義直指的書法批評”。這個標題主要讚賞的是李廷華“對那些以文化與創新相標榜或對傳統文化曲解、利用的觀念、概念予以強烈批評反撥。”姜先生欣賞這樣“正義直指”的書法批評，在文章最後，姜先生這樣總結：“李廷華的書法批評表現出一種來自傳統文化支撐的厚度。他以傳統的眼光看現代，以文化的眼光看書法，在傳統文脈中追尋批評的歷史在場，釐析傳統文化的變化與書法生態。”可以說，姜先生的指向一直是當代書法實現“突破與超越”的可能路徑。正如在他評價宋漢光隸書創作時所用詞彙“磅礴之美、迥異時流”。
另外，姜壽田作為《書法導報》的副總編輯，同時擔負著該報第四、第五版“書法批評”與“書法理論”的責任編輯。2018年，這兩個欄目的稿件有幾個亮點必須記住。一是連續刊發了“當代書法批評蘇州論壇”入選作者論文。這些論文都是在當代書法批評指向上選題獨特、論述嚴謹，且有著重要的價值擔當。二是連載了李廷華先生的《高二適前傳》。高二適作為60年代“蘭亭論辯”的重要人物，敢於堅持真理，對有關郭沫若不符歷史邏輯的言論“叫板”，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求良知、執真理”的人格精神。姜壽田先生在自己的版面連載李廷華撰寫的《高二適傳》，無疑是一種書法情操的堅守。三是在這兩個版面上，姜先生大部分時間都是給予整版的容量刊登書法作者的理論研究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是當代書壇理論和創作的熱點、焦點問題。可以說，姜先生在這兩個版面的編輯取捨上的作用，其實是對整個當代書壇起到了風向標的效用。試想，有哪一份藝術類報紙能以這樣的大版面來刊發作者的文章？這體現出姜先生不僅是對作者的厚愛，更是對書法的責任！
正如姜先生與李廷華的對談錄《書法文化遭遇了什麼》（2018年5月30日《書法導報》）所憂慮的：當代書家在技術層面始終刻意追慕古人，甚至以無力超越古人而心存氣餒慚愧情形下，卻在有意無意間迴避來自書法內在規定下的文化傳統，並且漸行漸遠。姜先生在“第二屆“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國書法名家學術邀請展”上的發言主題是：《現實之維與內在超越”》，我們可以這個主題詞來概括其2018年的書法活動思想指向。認清“現實之維”，才可能實現“內在超越”，而內在超越的基礎和前提便是對“書法文化道義”的深刻繼承和發展。
（姜壽田，1963年6月生。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書法導報》副總編，河南省書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曾獲第三屆青年理論家書譜獎，全國隸書學術研討會二等獎，首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提名獎，第三屆中國蘭亭獎理論獎三等獎。曾出任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評委，第八屆全國書學研討會評委，第二屆全國草書論壇評委。出版專著有：《中國書法理論史》、《當代國畫流派地域風格史》、《現代書法家批評》、《現代畫家批評》。主編《中國書法發展史》、《中國書法批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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