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電影《末代皇帝》中有個經典場景：溥儀在天津碼頭為他送別，樂師在後面用二胡、笙、阮等樂器演奏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
1919~1924年，由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引薦，蘇格蘭人莊士敦進入紫禁城，成為廢帝溥儀的英文老師。這段時間，恰好也是中國從古老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特殊時期，莊士敦見證了這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並把自己的“帝師”經歷寫成《紫禁城的黃昏》一書，於1934年在倫敦出版。而他的學生溥儀寫出自傳《我的前半生》，已是30年後的事情了，寫作過程中不少地方還參照了莊士敦的記錄。
《紫禁城的黃昏》自問世以來，就是講述晚清民國曆史的經典作品之一。意大利大導演貝託魯奇拍攝一舉囊括9項奧斯卡獎的《末代皇帝》時，也是以其為原始架構，再主要參考《我的前半生》。
多年來，該書中譯本已有近十個之多，但近日首次推出的“掌故大家高伯雨譯註本”，卻以多達20%的“註疏”，成為最有看點和譯者個人特色的版本。“高伯雨在評註以外加了很多疏，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東西，都可以算他的一本著作了。加的很多譯註也是有價值的。”文史作家、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趙珩說。
溥儀靈魂中的重要部分
1898年，年輕的牛津大學碩士莊士敦，以見習生身份被派往中國時，肯定不會想到20年後，自己會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洋帝師”。
莊士敦先是為港英當局服務，做過香港總督府秘書、輔政司助理等職。後來被派到威海，一待就是13年，最後升至威海衛行政長官。
但莊士敦不僅是一位普通殖民官員，他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早在牛津大學讀碩士時，就研究過東方古典文學和歷史，到中國後走遍內地各省，會講廣東話、北京官話，會讀中國古典詩詞，對孔子也有研究。他甚至告訴溥儀堂弟溥佳，自從讀了佛經後，他就覺得佛教比基督教教義高深，從此不再去教堂做禮拜。
1918年，溥儀的老師徐世昌要出任民國大總統，需要再找一位“帝師”。經李鴻章次子李經邁推薦，徐世昌代向英國使館交涉，聘請“中國通”莊士敦擔任溥儀的新老師，並於次年赴任。
《紫禁城的黃昏》和《我的前半生》中，都詳細描寫了兩人第一次見面的經過。1919年3月4日，由大臣帶領引見，他們在毓慶宮見面，採用接見外臣儀式，14歲的溥儀坐在寶座上，莊士敦向他三鞠躬，行君臣之禮，之後溥儀與他握手。片刻後，莊士敦重新被領進毓慶宮，這次輪到溥儀向他鞠一次躬，行拜師禮，兩人的師生關係正式確立。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師傅首先是陳寶琛，其次是莊士敦，並說莊士敦“已經成為我靈魂中的重要部分”。
莊士敦進入紫禁城後，給久居深宮的少年溥儀打開了一扇完全陌生的大門，他對溥儀竭誠盡忠，傾其所知相授，除了英文，還教西方歷史、生活風俗、自然新知，也講當時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把《新青年》帶進了“禁宮”。受莊士敦影響，溥儀開始穿西服、剪辮子。
自3歲被接進紫禁城，溥儀在幾位太妃和生父生母身上從來沒有感受到過“愛”，莊士敦是少數真正關心他的人之一。特別是當他發現溥儀近視後，極力說服端康太妃給溥儀配眼鏡。而端康太妃此前寧願溥儀看不清東西也不肯請外國醫生的理由，則是“‘龍目’豈能隨便讓人看”。在給李經邁的一封萬字長信中，莊士敦還說，與復辟機會相比，“我感興趣的是看見遜帝成為一個智力健全身體健康的青年”。
但是，這位“蘇格蘭老夫子”身上又有保守和迂腐的一面。溥佳回憶，他對中國封建官僚的派頭極為欣賞，願意別人叫他“莊大人”。溥儀則說，1922年他大婚之日賞賜了莊士敦“一品頂戴”後，莊士敦專門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帶，在西山櫻桃溝別墅溥儀寫的“樂靜山齋”匾額前拍照，廣贈親友。
莊士敦還一直稱溥儀為“我的龍”。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民國政府的工作人員在養心殿發現一個箱子，裡面有些文件表明，莊士敦曾奔走於英、美、日等國使館，試圖遊說外國政府幫助其復辟。
對溥儀和日本關係多有辯解
莊士敦其實對清朝滅亡的原因也很清楚。在寫到內務府時，他詳細記錄了自己所見所聞的內務府之腐朽、貪婪，認為這一機構在王朝統治的瓦解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也花了很多筆墨，描述八旗貴族的昏聵和無能。
從被慈禧太后指定為皇帝那刻開始，溥儀的命運就被決定了。雖然貴為皇帝，但終其一生都是千年未見的大變局裡，那位無法左右自己的小人物。莊士敦作為“洋遺民”，在寫《紫禁城的黃昏》時喜歡為他辯解，尤其是對溥儀與日本的關係辯護得最多，有時是選擇性失明，有時又揣著明白裝糊塗，凡此種種，都被高伯雨逐一指出。
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在醇親王府短暫停留後，莊士敦找到日本公使芳澤，隨後溥儀進入日本使館。次日，芳澤對外界宣佈“容留”溥儀。莊士敦解釋，當時他找芳澤的原因是覺得在諸多外國公使中，只有日本公使最願意給予“有效保護”。當溥儀在日本公使館的情況被美國雜誌曝光後，莊士敦又說，這是因為外國公使館有“好傳統”，面對“受欺壓的民眾，出於人道斷然不會置之不理”。
實際上《紫禁城的黃昏》寫於1934年，此前已經發生了“九一八事變”，莊士敦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日本人接近溥儀的真實目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因此，高伯雨說莊士敦為溥儀引薦芳澤，“此舉可謂害盡溥儀一生”。
莊士敦回英國後，依其在中國的資歷，完全可以繼續外放當一個殖民地總督，但他曾用“林兆陽”的中文名字寫文章得罪了教會，後來被查出真實身份，只好去倫敦大學做中文教授。錢鍾書留學英國時，還受過他的指導。
《紫禁城的黃昏》在倫敦出版後引發轟動，短短三個月內就再版了三次，成為當年的暢銷書。莊士敦用出書所得稿費買了一個小島養老，並專闢一個房間陳列溥儀賞賜他的禮物，以及他的清朝朝服、頂戴等。得知溥儀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後，他很高興，特地在小島上掛上一面偽滿洲國的“龍旗”，以表示對“皇上”的忠誠。
1938年3月6日，終身未娶的莊士敦去世，享年64歲。
譯註補充諸多歷史隱秘關節
高伯雨譯註的《紫禁城的黃昏》，其實是該書最早的中譯本，出版於1964年12月，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只有港版。
根據《伯爾尼公約》，文學藝術作品的版權保護期限定在作者有生之年與作者死後50年內，此後，便成為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產。《紫禁城的黃昏》自1988年開始成為公版書之後，中國內地馬上就有了譯本——首家推出中文簡體版的，正是再合適不過的“紫禁城出版社”，時間是1988年4月。
電影《末代皇帝》公映後，莊士敦的知名度陡升，《紫禁城的黃昏》各種譯本接二連三出現。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至少有8個簡體中譯本。其中，只有譯林出版社的版本加了部分註釋，多少有助於瞭解中國近代史上這段“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局。
而高譯本的註疏，一直是所有譯本中最豐富和詳細的，這得益於譯註者掌故大家的身份。高伯雨，原籍廣東澄海，1906年出生於中國香港，和溥儀是同庚。祖上在香港、東南亞經營南北行生意，家底豐厚。
作為“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對晚清民國的遺聞逸事都十分熟悉，上世紀30年代還曾在北平長住。1934年，高伯雨在英國報紙上看到《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即將出版的消息後，就從北平寫信到上海的別發書店（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大的外文書店之一）訂購。1960年代，高伯雨為了“搵食”而應約翻譯該書時，因為熟悉書中提到的歷史人物，還見過當時圍繞在溥儀身邊的遺老陳寶琛、金梁等，整個翻譯過程非常順利，堪稱“運筆如飛”。
在高伯雨的譯本中，包含了200多條譯註，涉及的文獻材料包括同時代的報刊、日記、溥儀回憶錄等，補充了莊士敦作為外國人所不能見到的諸多歷史隱秘關節，也對莊士敦的敘述加以點評和校正。
不過趙珩提醒，高伯雨主要在廣東、香港地區生活，長期為報刊寫文章，受孫中山影響比較大，思想有些激進，《紫禁城的黃昏》裡有些註釋傾向性也比較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時有點‘標題黨’”。
《紫禁城的黃昏(評註插圖本)》
[英]莊士敦 著 高伯雨 譯註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活字文化 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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