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中後期，在朝廷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洋務運動，第二件是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變法行動，目的是富國強兵，在前期的確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效果，但洋務運動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清朝積弱的問題，在取得一定成果後，統治階級便開始安於現狀，以至於被軍事實力被日本趕超，最終在甲午之戰時敗給日本，洋務運動宣告失敗。
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逐漸的有很多人認識到，單單的想要依靠所謂的“富國強兵”來改變現狀，似乎不太現實，於是他們開始尋找真正強國的辦法，其中就有了以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人為首的改革派，康有為打著“託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
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而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起初，維新派和以李鴻章為首的頑固派打“口水仗”。
但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最終，光緒皇帝忍不住了，在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先後發佈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佈新。當然，頑固派和慈禧太后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所以這段時期，也是晚清政壇最為兇險的一段時期，其中的爾虞我詐就不多累述了。
事情最終定格於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時分，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臺；然後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公元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為什麼“戊戌變法”最終失敗了呢？歷史上各種猜測都有，但基本都指向光緒皇帝軟弱和慈禧太后勢力強大，但也有少部分人認為是維新派缺乏經驗所致。
其實以上說的都沒錯，維新變法的失敗，原因從來就不單一，但是有兩點還是要說的，其中第一點就是千萬不要小看慈禧太后，作為一個能執掌晚清江山數十年的女人，慈禧太后可沒有表面歷史上看起來那麼簡單、迂腐、愚昧，要知道，洋務運動之所以能進行三十五年，與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基本都是慈禧太后提拔起來的，李鴻章就不必多說，左宗棠之所以能出兵西北，收復新疆，也是有著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的；有史料記載，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慈禧與光緒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
康有為提出改革的背後有個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中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康有為跟日本關係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人物）當光緒皇帝顧問。更甚的是，康有為等策動暗殺慈禧太后，事情敗露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來明志。
而且在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清朝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博文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博文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博文，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而伊藤博文還與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其中的意思就不必多說了。
但，維新派最令人髮指的事情還在後面，據史料記載，在公元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譚嗣同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我嘞個去，而且不單單譚嗣同有這種想法，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而且這兩人還不斷引誘光緒皇帝去實施這些事情；慈禧太后雖然在歷史上名聲極為不好，但是卻還不到賣疆土的地步，否則也不會有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事情了。
這些維新變法人士的行為，極大的挑戰了慈禧太后的底線，同時也讓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徹底失望。之前光緒皇帝不顧實力上的差距，極力主張對日開戰也就罷了，慈禧太后還能忍。但在維新變法過程中，甚至還出現了賣疆土的說法和暗殺自己及一大幫文武大臣的說法，這就讓慈禧太后實在忍不了了，最終強力反擊，維新派瞬間被瓦解，光緒皇帝也被軟禁；由此可見慈禧太后實力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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