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以《廣藝舟雙揖》作為康有為投身書法的第一塊里程碑的話，那麼這部驚世駭俗的著作背後隱藏了很多值得探究的課題。對它的探究並不一定是理論發展歷史角度的探究，探究應該深人到康有為書法觀形成的層面。亦即是說，不僅僅討論這部書還討論作者這個人。後者未必是一個理論發展史的內容。
1888年康有為進京順天鄉試，初次上書即遭挫敗。從政變法的熱情為之一沮。這時沈曾植曾有勸告。沈曾植大他8歲，當時也在38歲左右，這種同輩關係使康有為對勸告並不抱牴觸情緒，他曾有一段自白。
“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揖》焉。”
一一《康有為年譜》
這即是《廣藝舟雙揖》撰寫的緣起。從“宜以金石陶遣”的口吻看，在此之前康有為未能也不曾想過要“以金石陶遣”，這至少證明康有為在撰書以前一腔熱血從政報國的大致傾向，如果對於科舉中的習字不算正式研究書法的話，那麼他的書法生涯，應該從這時即他31歲算起。
沈曾植的勸告未必是出於成全康有為作為書家的美好目的。沈曾植與翁同願、潘祖蔭等人是至交，而翁、潘正是極力反對康有為首次上書的主要大臣，故爾，沈曾植的勸告帶有某種個人的態度也未可知，至少他的“勿言國事”是迎合當朝大臣們的心願的。這種有深刻背景的勸告，再加上康有為變法無門閉戶著書的政治失意所迫這一因素，於是在康有為最初的書法生涯中，我們看到了明顯的政治影響和潛在的干預。它雖然還未化為具體的書法內容，但對書法觀的形成卻起著支配作用。
從光緒順天鄉試上書到七年後的公車上書再到十年後的“戊戌變法”，康有為的政治生涯與光緒皇帝新政相始終。他作為一個政治形象和他持續十年不懈的變法努力，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冥頑不靈”、“本性難改”的人生目的。那麼，在此之間撰寫的《廣藝舟雙揖》以及從事書法活動，雖未必能與政治直接掛鉤，要之是出於同一種思想認識與觀念模式，我想不會是妄言。這即是說，當康有為在政治上變法圖強臥薪嚐膽之時，他在書法上也絕不會安幹現狀不思進取，保守僵化的立場在他思想中沒有生存餘地。
我們在《廣藝舟雙揖》看到一種明顯的偏激。“尊魏”、“卑唐”等口號的提出，對唐碑如“顏柳迭奏，撕滅盡矣”，“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無不使當時人為之震駭莫名，而更甚者還在於對北碑的稱頌無己，簡直一無劣處。如此評鷺，自然很少能令人信服。以我看來，康有為看唐、魏之分，有如以變法劃人優劣一樣，合者昌逆者亡。在書法史上大倡魏碑並不是壞事，但偏激過分，不免令人想到了他的上書變法屢遭阻撓的憤憤不平;以此心移之書法，塑造出的觀念自不會四平八穩。 稱之為尖銳潑辣、鋒芒嶄然者有之;貶之為故逞己意信口雌黃者有之。站在單一的書法立場上看，偏激之意一目瞭然，以他的學識功力應該不難分辨，但考慮到他當時的背景，PI表面上的荒唐掩蓋了深層的必然。
僅僅一個評w不夠公允還不足以證明政治態度對康有為書法觀的強大影響。在《廣藝舟雙揖》中，他公開強調“變”。第一章中即明確指出:“變者，天也”，以後則反覆提到變的恆常性格:
“以人之靈而能創為文字，則不獨一創己也。其靈不能自己，則必數變焉。故由蟲篆而變楠、由箱而變秦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己也。”
—《廣藝舟雙揖》卷一(原書》 但這還只是一般的歷史現象的整理，且其語氣中並未有多少明顯的政治痕跡。請再看下引兩段:
“書法與治法，勢變略同。周以前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 書法觀中的政治投影（2）
“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化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為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端明篤守唐法，此守舊黨也。而蘇米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
—《廣藝舟雙揖》·(卑唐)(原書)
這是明確地把書法與治世之道相類比。人心趨變，書變既是不可阻擋，那麼康有為的變法圖強豈不也順理成章地必勝嗎?乃至還有開新與守舊兩黨的劃分，還有對蘇東坡米襄陽與蔡君漠的黨類劃分，幹此看來，說康有為是借書法來曲折地抒洩他的被壓抑的政治理想，我想是人人首肯的n即那麼，《廣藝舟雙揖》作為康有為的書法觀的集中體現，無論是反覆強調的“變”，還是對卑唐尊魏的偏頗立場，或還有各種黨的分類，說它是染有政治投影，並非純出學術研究目的，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在《廣藝舟雙揖)) 1889年脫稿、兩年後刻刊行世後，戊戌八月、庚子正月曾兩遭聖旨毀板查禁。有學者說這不是出於本書對清廷的冒犯，而是受作者盛名之累，但我並不以為如此。書中對書法與治法、開新與守舊的直言斥責，乃至劃分黨群、判定勝敗，這一切都與時事密切相關而為清廷所不容，查禁此書，豈只因為作者的緣故?倘若此書不出康氏之手，只要有這些內容，在慈禧太后及反對“戊戌變法”的一班大臣眼中也還是不可容忍的。他們雖然不懂書法，但對於這些犯禁的內容是不會等閒視之的。那麼同樣地，《廣藝舟雙揖》屢禁不絕，7年間印刷達18次，如此受到讀者歡迎，其間緣由，怕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書法其表政治其裡的言辭，僅僅是書論著述，時人怕未必有此熱心。
由是，康有為的書法觀似乎並不那麼純粹。他研究書法的緣起是因為政治失意，而在研究書法過程中也時時不忘更重要的政治—他經常下意識地用書法寓變法之意，書法成了‘一種煤介而不是研究目標。如果不是康有為本人出眾的歷史洞察力與發掘眼光，如果不是他對北碑流派的全面整理的貢獻，《廣藝舟雙揖》僅留下一個政治的投影，真不知如何面對讀者。
以康有為的類型與前述沈曾植、吳昌碩相比，我們發現他更近於沈曾植。沈是宦海中人，康有為則熱心變法，在政治上不甘寂寞。沈曾植從事書法是在辛亥之後清廷無望之際，康有為潛心書法也是在上書失敗心情憂悶無處排遣之時。作為一個反面的例證，則在戊戌變法遭敗，康有為先亡命日本，即自稱“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州、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之時，他也無暇問津書學。此外，沈曾植以大儒享世，於輿地、刑法、考據諸學十分精通，康有為除《廣藝舟雙揖》(原名《書鏡)})外，Nil有《文鏡》、《畫鏡》、《萬木草堂藏畫目記》、《萬木草堂藏百國古器圖畫記》，政論文章為其大端。據張伯禎《萬木草堂叢書目錄》載經史子集合計共有137種，著名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日本明治變政考》等，使我們感受到明顯的政治評論家氣息，它在本質上更近於學問家而不是藝術家。
當然，是政治評論家而不是地道的學問家。沈曾植的學問至少在表面上是不那麼功利的。他雖然也同情變法，但他的輿地諸學於政治並無直接關礙，因此他是個“大儒”—不因時沉浮、永遠高居學問寶塔尖上的儒。康有為卻是直接針眨時事，託古諷今是他做學問的宗旨，因此他不會有沈曾植那樣閒散醇雅的態度。憂國憂民再加上不甘沉淪，使他必然在學術上稍有偏激(這也正是變法的特徵)，書法即是他的一種權宜選擇，當然也不能脫出其外。因此，沈曾植是學者純儒，康有為更像個政治家或思想家。
康有為與吳昌碩之間本來似乎缺少共同點。最大的區別是在於康有為科舉起家，以學問而兼及書法。吳昌碩卻不是理論先行者，他對於創作實踐有著先天的親和力，他們之間在立場上是互相對立的。故爾吳昌碩會“五十學畫”，非欲詩書畫印不能自甘，康有為卻連書法也只攻一體，無意於在此中耗費太多精力，但卻對張勳復辟時的什麼“弼德院副院長”興趣濃厚。但共同點也還是有。吳昌碩的“耕夫”生涯使他的主體有較強的籠罩力，康有為也是我行我素者—一部《廣藝舟雙揖》尊魏卑唐，其實就是康氏自己心目中被加工過的書法史，是他主體對歷史進行干預後的結果。這樣的理論氣派，是當時充斥廠肆的技法解說所不敢望其項背的。《廣藝舟雙揖》之所以有偌大影響，在當時的青年學子中不脛而走，無不奉為圭桌，並不是因為時人看不出他的觀點偏激，主要的還是欽服這種敢於指點江山重新提示歷史的氣派。人云亦云在五四運動前後似乎已經不再有吸引力，而成功的一針見血的發掘卻使學術者心折不已。
分享到:
閱讀更多 聆聽墨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