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方法論，一切主義都該研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胡適說“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絕不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方法永遠比抽象的理論重要，矇蔽世人心智的是所謂絕對真理，總有一天會被歷史淘汰。

我們可以懷疑一切，但懷疑本身是不能被懷疑的，我們可以自由地懷疑，但自由本身是不能被質疑的。胡適對於高深之哲理似有本能的排斥，它所重視和倡導的是一種科學的態度、觀點和方法，在方法論層面上的革新使他的學術研究擴散到了“廣義的人文學科的每一方面”。

余英時說胡適思想中有一“非常明顯的化約論傾向”，習慣於把一切學術乃至文化都化約為方法，民主和科學背後都是“一個方法，一個態度，一種精神”，思想的實際內容並不重要，它並非普遍有效，而“經過長期應用而獲得證驗的科學方法則具有客觀的獨立性”。

胡適強調歸納的、實驗的方法，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他了解思維運作的一般程序，且文字常常淺顯流俗，合乎邏輯又合乎常識，胡適真是一位健全的理性主義者。這種謹小慎微的治學方法斷不能使他提出徹底改變中國的方案，“在他以‘科學方法’為中心的思維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