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
當前，新型基建已經在輿論中處於突出位置，對於新型基建的議論風起。我們要正視這些輿論，看到新型基建的兩面性，擇其優者而選之，擇其差者而避之，首先要看到其積極意義，再看到消極面。從近期來看，儘快降低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推動經濟恢復正常軌道，給予總需求一個回彈力，有助於穩增長、穩就業，為疫情後中國經濟恢復打下的一針強心劑；從長期來說，是未雨綢繆，為未來發展鋪下一條路，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國新時期經濟發展建設中具有新的使命和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新型基建投資，是防疫情穩增長的抓手，儘快降低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疫情後，因為出口和消費恢復需要一段時間，一季度GDP增長態勢勢必出現明顯波動。要推動經濟恢復正常軌道，需要通過狠抓以新基建為代表的領域，進而通過需求端的率先復甦，帶動生產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隨著疫情開始全球蔓延，今年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壓力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外需增長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難。這樣的背景下，更要依靠內需發力，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新型基建，有利於傳統基礎設施與新型基礎設施交叉交融，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新一輪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加快發展新型基礎設施，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建設新型基礎設施與發展傳統基礎設施並不矛盾。新型基礎設施除了滿足智能技術開發和智能產業發展，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智能化水平外，還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對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實現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跟上並滿足智能時代發展對基礎設施的要求。
新型基建，有利於高端要素投入，為推動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新動能。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同於傳統基礎設施的土地、資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人才和知識等高級要素的投入，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提供需求載體，為我國以創新為驅動的經濟轉型提供動力。
新型基建，有利於佔領全球產業競爭和投資佈局的戰略高地，奠定增強全球競爭力的新基礎。全球經濟發展歷史，已經完成的三次工業革命都是以相應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標誌和必要條件。經過由蒸汽機推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由內燃機和電力驅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由計算機和通信技術推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在全球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初始階段，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以數字化為核心的新型基礎設施正在成為全球產業競爭和投資佈局的戰略高地。我國第一次作為原發性國家，與發達國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同一起跑線上，大力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增強競爭力。
新型基建，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有助於我國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和投資帶動效應。當前，我國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進入或越過峰值，投資建設的邊際收益已經趨於遞減，以“鐵公機”為代表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雖然短期內仍然能夠起到一定擴大內需作用，但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優化作用已經有限，同時還會帶來一定的債務和金融風險。在全球範圍內，數字經濟發展已經取得廣泛共識的背景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為數字經濟的增長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基於邊際收益遞增的新一輪增長，對我國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和投資帶動效應都是非常顯著的。
當然，傳統基建特別是對2008年開始的四萬億強力刺激，讓我國經濟從次貸危機的低谷中明顯復甦，實現了穩定增長，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增強。但這輪強刺激帶來的產能過剩加重，通脹及資產價格上漲等副作用也非常明顯，因而導致了輿論對刺激政策態度的轉向，並在一定程度束縛了後來政策的手腳。乃至出現全民族的“投資刺激恐懼症”。我們有必要對“四萬億投資”做出客觀評價，找出其成功和不足，尤其認識其光注重增長而忽視質量造成產能過剩、債務加劇的教訓，並在當前政策推進中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不能“一朝遭蛇咬，三年怕草繩”，因為這次新型投資是由新型消費帶動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啟動的。
過去兩年我國經濟持續下滑的現實也讓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沒有穩投資、穩增長政策託底，我國各種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轉型將成為一句空話。當前我國的政策選擇不是要不要投資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投資與怎樣投資、怎樣搞新型建設的問題，包括怎樣優化政策，儘量降低其副作用，併兼顧長期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著名國企政策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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