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出門”原本是一件私事，但是在今年的春節之後，就變成了一個事關公共安全的事件。電視上、手機上到處都是“不聚會，少出門”的宣傳。這個場景讓人直接回到了康熙初年，那個時候，康熙皇帝想要出門，權臣謀士們也一個個地站了出來，寫了長作文，讓皇帝“不聚會，少出門”。
畢竟天子巡守和百姓出門不同，自古就是施行統治的重要方式。《孟子·告子》曰：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秦始皇治六合，統宇內，四方巡遊萬里，修馳道，樹石碑，為帝王統治表率。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出門還是不出門，成了皇帝與大臣們爭論的重要問題。出門巡幸，變成了一個既浪費錢，又浪費時間的活動。同樣在《孟子》之中，就說從戰國時期開始，諸侯王們就開始這種燒錢藝術了：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涓涓胥讒，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到了遼金之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四時捺缽的制度也被帶到了漢地，之後，出不出門的問題，又上升到了民族統治的高度，就好像一個出身純粹的漢人帝王，心就不能野，就一定要好好在家待著。
皇上，請少出門
清代對於是否巡幸的第一次大規模討論，是在康熙初年。康熙朝是清代走向盛世的開端，這個中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其治期內確定了中國版圖的基本規模，也奠定之後近二百年的政治經濟框架。
根據《實錄》的記載來看，在康熙統治的六十一年裡，他六次南巡，六次西巡，三次西征，三次東巡，四十八次出口北巡，數十次巡行京畿地區。在這期間，關於皇帝巡行問題，在朝廷內部曾經引起過多次爭論。現階段研究成果最多的，便是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前，朝廷內部關於南巡性質的討論。這次討論集中反映了統治者內部的價值觀念差別，也體現了康熙皇帝本人在立國之初的統治思想。
其實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關於“皇帝是否出巡”這一問題，在朝廷內部就已經引起了一次波瀾。這一年，年僅十三歲的小皇帝想要巡幸塞外，但是他收到了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的一份奏疏：
皇上一身，宗廟社稷所倚賴，中外臣民所瞻仰。近聞車駕將幸邊外，伏乞俯採芻言，收回成命。如以農隙講武，則請遴選儒臣，簮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簡冊，以垂永久。
這份奏疏的中心思想，就是出遊顯得玩兒心太重，也太浪費時間了，有這個功夫，還是要乾點兒正事。此外，熊賜履還要求康熙皇帝設起居注官，實施督促自己勤政愛民，不圖安逸。與此同時，吏科給事中趙之符也上疏：“言今天氣已寒，乞仰體太皇太后慈衷顧慮，暫停遠行。且今歲地震水溢，似宜休息兵民。”這種勸誡像極了家裡的老家長，由不得你不答應。康熙皇帝從諫如流，表示“朕允所奏，停止邊外之行”。
這種“少出門”的提議，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體系中，大抵像“多喝熱水”一樣，是不會有大毛病的。所以之後十幾年的時間中，不時有官員上疏，請求皇帝減少巡行，而就現有的史料來看，這些上奏和言論，無一例外地出自漢族大臣。
《康熙南巡圖》 東方IC 資料
康熙十一年，熊賜履上奏曰：“昨年皇上謁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湯泉，至孝也。但海內未必知之，皆雲萬乘之尊，不居法宮，常常遊幸關外，道路喧傳，甚為不便。嗣後請皇上節巡遊，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上曰：“朕知外面定有此議論。”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鬥，人心惶懼，訛言繁興”，皇帝就此求諫，蔣伊便上疏曰：“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後此後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氣未銷，災荒迭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諮諏治道。”他還舉了漢光武帝和明宣宗的例子，告誡皇帝“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
康熙二十三年，在討論“泰山封禪”一事，除了對於此事政治意義上的爭論，更有大臣上疏，要求皇帝免去此次巡行。這些漢臣引經據典，認為“（三代之時）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而“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道矣”。此番封禪，“及玉策玉牒玉簡金匱金繩金泥之制，需費甚煩，且禮不合於經，雖從簡易，亦於義無當”。
熊賜履是康熙初年的理學名臣，任辰旦也不失為儒家的飽學之士，雖然對於“巡狩之制”精熟於心，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三代時應時而生的制度，而後代皇帝的所謂“巡狩”，大多不過是勞民傷財的作樂而已。
其實《實錄》在記載時，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弱化熊賜履責難的語氣，在他的《請止北巡疏》中，直接指責皇帝“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並且指出：“今水旱頻仍，流亡遍野，而乘輿一出，扈從千官，騎乘糗芻，供億匪易。”此外，他還引古比今，說：“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旅之辱，即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鑑。”此處熊賜履的語言確實略顯強硬，但是研讀史料，我們發現，他將康熙皇帝的北巡等同於歷代中原君主的遊幸，也並非沒有道理。
不信謠、不傳謠
前文中曾提到，康熙十一年時，皇帝對於熊賜履轉述的民間議論，表示自己已然料到，但是之後的情況可能比皇帝自己估量得更為糟糕。在《李朝實錄》的記載中，康熙皇帝的形象與中國史書中那個“千古一帝”大相徑庭。
康熙二十一年，朝鮮使者進瀋陽問安，回報稱：“皇帝本月初四來到瀋陽，從行者幸姬三人，侍妾百餘人。”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謝恩使者金錫胄等回報：“清主自從南方平定以來，驕淫日甚，以遊戲為事；稱天下已平，臘月許臣民宴樂，各衙門預為封印。新年廢事尤多，即遊獵五臺山，又將出獵居庸關外矣。”同年底，又回報：“有劉巡撫家臣陳姓者進內本……言目今百姓困於徵輸，官兵勞於巡幸。”
康熙二十三年，使者又回報稱：“康熙於九月二十四日幸山東，封禪泰山，扈蹕之眾數萬，供應浩繁。”翌年，謝恩使者南九萬奏稱：“清主好遊獵，擯斥諫臣。”同年九月，朝鮮國王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稱清朝“皇帝荒淫無度，賄賂公行，政令大乖，動作無常。巡行之際，強姦觀光女子，怨聲頗多矣”。
雖然朝鮮君臣的言論，明顯有著道聽途說的成分，但是這些傳言多為使者自中國返回之後向國王彙報的，有很強的時效性，很有可能是當時中國國內的坊間說法。而且這些使臣有的自京城而歸，有的自瀋陽而歸，這就說明這種傳言已經流行得相當廣泛。
李光地在其《榕村續語錄》曾記：“山西巡撫噶禮迎駕……轎頂及鉤瑣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宮，頑童歌女，皆隔歲聘南方名師教習，班列其中……噶禮進四美女，上卻之，曰：‘用美女計耶！視朕為如此等人乎？’又密偵得左右皆受此餌，悉加之罪。”美女進獻，耗費靡凡，此種說法若非出自康熙寵臣李光地之口，很難讓人相信不是哪位好事者對於皇帝的詬病。但是有趣的是，雖然康熙後期的巡行活動日益鋪張，但是就現存的史料來看，自康熙三十年後，幾乎就再也沒有官員上疏，對皇帝出巡一事進行勸阻了。
康熙皇帝對於這些勸諫的回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當時皇帝在此問題上的弱勢地位。熊賜履雖然在奏疏中公然將皇帝比為前代昏君，但是皇帝卻在批覆中對他的提議表示了贊同，而且表示即刻停止巡行，並且迅速發出諭旨：
康熙七年九月癸丑，諭吏部、兵部：朕頃以秋冬農隙講武之時，欲一往邊外閱視，不久即還。今覽諸臣前後各疏，稱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諸臣抒陳忠悃，直言進諫，深為可嘉。已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以後國家緊要重大事情如有未當，務將所見直陳，朕不憚更改。爾二部即傳諭遵行。
同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時，京師地震。午時，皇上傳集滿大臣九卿，面諭雲：朕奉太皇太后懿旨，謂地震皆因朕過。或大臣罪輕而譴重配邊；或用刑過當而無辜受害；或帶往行圍人員困苦，各家男婦含怨，皆是朕不是，以後再不帶你們大臣行圍了。
是時，因有滿州吏部尚書達哈達奉命馳騎，隕越而死。又漢軍內閣學士吳興祖因不善馳騁被責，憤而自刎。故太皇太后慈諭指及而聖上亦深自悔也。
康熙皇帝像
偷跑的皇帝
但是事實上，康熙皇帝並沒有自己所言的那樣從諫如流。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初八，也就是上諭下達的第二個月份，康熙皇帝便啟程巡視京畿了。此後，除了平叛噶爾丹的幾年，皇帝的北巡也從未停止過。
而康熙七年的情況則更為有趣，在現存的縣誌中，出現了多處康熙七年十月皇帝出巡的記錄：
康熙七年冬十月，西巡過正定，駐蹕靈壽、凡同故城寨等村二日。（乾隆《正定府志》卷一）
七年冬十月，巡行正定、靈壽，道經行唐。（乾隆《行唐縣新志》卷一）
康熙七年十月，聖祖仁皇帝巡幸正定，路經保定、霸、易，董秉忠等率所屬官紳朝行在，賜致仕刑部尚書高景蟒繡貂裘一襲。（光緒《保定府志》卷首）
此三種縣誌修於清代的不同時期，其所載時間相合，作者“恭錄”卷首，想必不敢信口雌黃。但是在《實錄》和歷朝《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中，都沒有出現過聖祖七年巡行的相關記錄。
在《實錄》康熙七年十月的記載中，皇帝除了一段為期六日的南苑之行，便再沒有出過京城。也就是說，官方史料的記載邏輯是，諸大臣上書，皇帝首肯，皇帝罷巡遊。但是從縣誌的記錄上看，皇帝向西已達靈壽縣，至於皇帝達到靈壽後有沒有繼續西行、至西到達了哪裡，由於史料缺失，我們現在還無法判定。
出遊這件事情，明顯在《實錄》中進行了刻意的迴避，但是無奈皇帝的主角光環太大，如果大範圍下詔禁止地方記載，又有此地無銀之嫌。而且此事只是為了歷史敘事上的順暢，也沒有必要完全禁絕地方記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清代皇帝的巡行活動，是自康熙朝開始活躍起來的。到了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之後，隨著國運日衰，皇帝的巡行也走入了低谷。與明代不同，清代“巡行”與“國祚”這兩條曲線，在趨勢上有著很強的一致性。這到底是一種巧合，還是在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聯繫，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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