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進攻北京，崇禎皇帝命後宮嬪妃自殺殉國，自己還親手殺死了兩位公主，其中長女長平公主因用手擋劍手臂被砍斷，讓自己的貼身太監小毛子帶三位皇子出逃，然後跟太監王承恩逃亡至煤山，自縊而死。在大家的心中可能認為明朝的滅亡與明朝末期皇帝昏庸無能、治國無方導致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有關，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明朝的滅亡還與一件事息息相關，那就是發生在明朝末年的那場大瘟疫。
闖王李自成
明末鼠疫流行於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的爆發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又傳到北京，造成大批的北京人口死亡。其中就包括大批明朝軍隊士兵，鼠疫在軍隊裡面大肆傳播，死亡的士兵數量驚人。明末鼠疫這場大鼠疫是的“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間，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已高達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當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但在這次瘟疫爆發期間，一位中醫的出現，挽救了不少老百姓的生命，還開創了我們國家最早的傳染病學說。這個人就是明朝末期的中醫學家吳有性。
崇禎皇帝煤山自縊
吳有性，字又可，號淡齋，江蘇吳縣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際，是“溫疫學派”的創始人。他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有《溫疫論》一書，開創了一套溫熱病的辨證論證方案。
中醫學家吳有性
在明末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東、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溫疫流行，全國瘟疫橫行，十戶九死。由於醫家當時用一般治療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療傷寒的方法治療，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劑，往往無效，甚至導致病情遷延，進一步向危重階段發展，致使枉死者不可勝數。鑑於以上情況，吳有性潛心鑽研，認真總結，提出了一套新的認識，強調這種病屬溫疫，非風非寒，非暑非溼，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於天地間存在有一種異氣感人而至，與傷寒病絕然不同。不論從病因、病機到診斷、治療均有區別，使其與傷寒病分開另論，為溫病學說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貢獻。著有《瘟疫論》。
吳又可在該書中所列瘟疫病種有發頤、大頭瘟、蝦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瘧疾、痢疾等急性傳染病，他明確指出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時不正之氣所為。其症狀與傷寒相似而實際迥異，古書從未分別，吳氏一一加以分辨論述闡明，並論著制方。其中著名的劑方有達原飲、三消飲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在治療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達原理論，臨床治療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他的“癘氣”之說，首先肯定它是一種物質，“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從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時而有其氣”的舊觀點。他還指出癘氣是多種多樣的，有特適性的，更有偏中性的。這就從病因學方面將溫疫與一般外感病區別開來，並與傷寒病加以區分。吳氏突破了六氣致病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新的傳染病病原觀點。這些，已被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所證實，這是吳氏對溫病學的一大貢獻。
創立了達原飲一方以治療溫疫。達到使邪氣盡快從膜原潰散，以利於表裡分消的目的。方中檳榔能消能磨，為疏利氣機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嶺南瘴氣；厚朴亦屬疏利氣機之品，可以破戾氣之所結；草果辛烈氣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三味藥物相合協力，以使氣機疏利，直達巢穴，促使邪氣潰散，速離膜原。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陰，蓋溫疫之邪性屬溫熱，易傷津液之故。熱傷營血，故加芍藥以和血，再加黃芩以清燥熱之餘，用甘草以調和諸藥。藥雖七味，卻能調暢氣機，透達膜原，故為治療溫疫之邪的主方。由於溫疫之邪從膜原既可入裡，又可出表，故而經常兼見表裡症狀，吳氏又創立三消飲，以治療溫疫之邪出入表裡，表證、裡證、半表半里之證兼見者。三消飲即達原飲再加大黃、羌活、葛根、柴胡、生薑、大棗而成。
他創立了溫疫學說,領先西方世界200年。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溫病辨證論治綱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學術見解，充實了中國醫學溫熱病學的內容。其學術思想使溫疫學說獨立成體系，對中國醫學的貢獻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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