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武俠夢。然而歷史中真實的大俠，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樣恣意瀟灑、仗劍天涯，而是“舞刀弄劍，一點都不酷”，甚至因為名聲，走上末路。
《資治通鑑》在漢武帝元朔二年裡記了一件事：在漢武帝的親自指揮下，政府查處了一個叫郭解的人，最後判了他死刑。司馬光不僅把這件事的關鍵情節都交代到了，還長篇累牘地引用了班固和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荀悅的相關評論，來討論這件事，前後加起來千把字。
《資治通鑑》以文筆精練著稱，用一千個字來處理一件事，篇幅不算短。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資治通鑑》只用了六卷，平均一卷得講九年，每卷最多也就一萬字左右。所以《資治通鑑》的編纂有一個“潛規則”，不是對國家政治、社會民生有重大借鑑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一般不予錄取。
郭解只不過是一個民間的俠客，這樣一個小人物，漢武帝為什麼要親自出面處理他？《資治通鑑》又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篇幅來討論他？
郭解其人其事
郭解是河內郡軹縣人，他的父親，在孝文帝的時候就是一名俠客，後來犯事被朝廷誅殺了。可能是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年輕時候的郭解，雖然個頭短小，但也喜歡仗劍任俠，一臉殺氣，“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呼朋引類，作奸犯科。除此之外，私造貨幣、挖人祖墳這類事也沒少幹。
以郭解為主人公的電視劇《劍行天下》劇照
但年長以後，郭解開始檢點自己的行為，“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變得比較謙恭節儉，而且能做到以德報怨，給與別人幫助之後也不期待回報。有點做老大的派頭了。
郭解姐姐有個兒子，仗著郭解的勢力，做事比較霸道。有一次強灌著別人喝酒，結果把對方惹怒，死在人家刀下。對方也知道郭解不好惹，趕緊逃命。郭解的姐姐不幹了，說郭解的外甥，就讓人這麼給殺了，兇手都抓不住，你郭解以後在道上還怎麼混啊？就把兒子的屍體扔在路邊，想用這個辦法來刺激郭解。
郭解早已打聽到了兇手的藏身之處。這個兇手也感到比較窘迫，他知道郭解有勢力，惹不起。最後只好跑到郭解那裡自首。誰知郭解卻對他說，這個事情不怪你，是我們家小孩不對，“公殺之固當”，甚至還說你殺得對。說完就把兇手給放了，然後郭解自己出面，把外甥收葬了。
這個處理結果，讓很多人都對郭解感到很佩服，即便是親外甥被人殺了，也能理清是非曲直，不偏袒。此後信任郭解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來投靠他，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社會團體。
然而，從社會治安的角度看，郭解處理這件事的方法是有問題的。這是樁命案，該如何處理，應該由政府相關部門承擔調查責任，司法介入進行處理。作為親屬，你怎麼看這件事的是非曲直，你能不能原諒兇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應該影響法律程序的推進，更不應該擅自處理。
但在郭解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司法力量的干預，這說明什麼？說明在當時的社會上，政府和法律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而像郭解這樣的人，很多時候聲音可以比政府響。
所以像郭解這樣的人，既因為有處理糾紛的能力而享有聲譽，同時也讓普通老百姓感到一絲懼怕。百姓怕官府，你居然比官府還厲害。於是在郭解的家鄉，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解出入，人皆避之”，只要一看到郭解，人們都自覺讓路，躲得遠遠的。
《劍行天下》劇照
但有個人偏不信邪。此人見到郭解，居然“箕倨視之”，坐在那兒，兩條腿往前岔開，像個簸箕似的，這在古代是一種很無禮的舉動。郭解的手下非常氣憤，當場就想把這個人給殺了。郭解卻阻止了手下，暗中問了這個人的姓名。
郭解是不是想打擊報復呢？恰恰相反，郭解說：“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在本鄉本土被人不尊重到這種程度，說明是我自己的品德不行。於是郭解就要“修德”。怎麼修呢？古代的時候，老百姓要為政府服徭役，一般每個壯丁一年裡面要義務勞動一個月。郭解就跟當地管事的官吏打招呼，說輪到這個人服役的時候，就跳過去，不要讓他承擔徭役。
得罪郭解的這個人一開始很奇怪，眼看著就輪到要去服役了，怎麼官府不找我呀？幾年下來都是這樣，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郭解在暗地幫他。這個人很感動，我之前對郭解這麼不尊重，他不但不記恨，還幫我。於是就跑到郭解那兒去謝罪，表示要尊重他。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對於郭解來說，這是以德報怨，通過這樣的舉動又一次贏得了別人的尊重。但再仔細想一下，這裡還是有問題。大家輪流服役，本來是一項制度。郭解一句話，此人就不用去履行義務，這是對制度的破壞，對其他百姓來說也不公平。郭解雖然立了德，但他立的是“私德”，同時卻破壞了“公義”。
戰國秦漢的遊俠群體
郭解這個人物，《史記》和《漢書》都是把他放在《遊俠傳》裡敘述。按照司馬遷的分類，郭解屬於布衣遊俠的典型。
“遊俠”這個群體，從戰國一直到漢代，都非常活躍。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裡面把這類人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卿相之俠，一類是布衣之俠。
卿相之俠，最著名的就是戰國四公子。他們就憑藉著自己的財力和政治地位豢養了一大批才能之士，稱為“門客”。此風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代，比如淮南王劉安，就是漢武帝時代典型的卿相之俠。
▲ 淮南王劉安的門客蘇飛、目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合稱“淮南八公”，後在道教傳說中被衍化為八位仙人。
另一類布衣之俠，在漢代初期尤其多，郭解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他們雖然只是平民，但也在社會上形成了自己的勢力。
不過收養門客、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並不是遊俠最核心的特徵。司馬遷曾經總結過，無論是卿相之俠還是布衣之俠，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一諾千金，為了幫助別人解決困難，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這才是遊俠的真精神。
當時洛陽有兩戶仇家勢同水火，很多有名望的人都來調解，都沒能成功。有人想到了郭解，專門把郭解從軹縣請到洛陽來。郭解一出手，仇家還真給面子，同意和解，可見郭解聲望之大。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高潮——郭解一看事情解決了，就對當事人說，這件事洛陽本地這麼多有名望的人都來調解過，你們都沒給面子，現在我一個外地人跑過來一調解就成功了，這話傳出去，那些洛陽大佬多沒面子啊！我現在連夜就回去，你們就裝作這事還沒完，等改天洛陽本地的聞達賢人再來調解，你們借坡下驢，當眾再和解一次，也算是給那些大佬們一個面子。
大家看，郭解不僅做好事，做好事還不留名，想著法地把功勞讓給別人。漢代的活雷鋒啊！
郭解的作為，讓我們想到竊符救趙的信陵君。無論是作為卿相之俠的信陵君還是作為布衣之俠的郭解，都非常有個人魅力，令人想望他們的風采。
信陵君竊符救趙
但另一方面，無論是竊符救趙，還是郭解稱霸一方，他們解決問題的手段，都不是走常規途徑。這些行為，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正是這些超越於體制之外的非凡手段，成就了郭解的聲望，也給他種下了死因。
大俠之死
中國古代的皇帝，很多都是剛即位就開始替自己造陵墓。
漢代的傳統，一個陵墓建成，就要遷徙一批人口到這個地方，把這個地方給充實起來。但這些遷徙人口不是隨便挑的，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的家鄉有一定勢力和影響力的人。為什麼要把這些人遷走？其實這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社會的一種手段。因為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大，有糾合群眾反抗政府的潛在能力。
藉著茂陵初成的契機，漢武帝下令，家產達到三百萬的鉅富之家，要遷居茂陵。
郭解的家產不夠這個數。但郭解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遠遠大於三百萬家產。一位姓楊的地方官吏就把郭解也列入遷徙名單了。為此，大將軍衛青親自到漢武帝那兒替郭解說情，說郭解家裡很窮，不符合家財三百萬這個標準，應該不在被遷徙之列。漢武帝卻說了一句話：
“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郭解一介布衣，居然能讓大將軍親自為他說情，看起來家裡不窮。所以漢武帝斷然要遷徙郭解。
郭解往長安方向走，一進函谷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歡解。”當地有名望、有勢力的人，不管以前認不認識郭解，都爭著和他結交。關中已是天子腳下，郭解還能受到這樣熱捧！
就在官府遷徙郭解前後，郭解手下把當初遷徙郭解的楊家父子都給殺了，算是替郭解出氣。楊家人到長安告狀，郭解手下又到長安，把上京告狀的人給殺了。如此膽大妄為，令漢武帝再次關注郭解，親自下令要把郭解捉拿歸案。
郭解被捕受審，又翻出不少舊底子。其中一件舊案是，郭解在軹縣老家，有一位儒生批評郭解“專以奸犯公法”。就因為這麼一句話，郭解的手下就把這位儒生給殺了，並且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非常殘忍。但這件事，郭解確實不知情，而且手下眾多，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幹的。
辦案官吏說，此事不能怪郭解；但御史大夫公孫弘卻說：“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郭解一個平頭百姓，有這麼大的權勢，人雖然不是他殺的，但這比他自己動手殺人還要嚴重。最後漢武帝同意公孫弘的意見，不僅判了郭解死刑，還誅滅了他的家屬。
一位平民的死刑判決，竟勞動皇帝本人再三過問，看似不可思議。但這正表明，郭解和漢武帝之間存在著不可調解的矛盾。在漢武帝看來，郭解擅作威福，分明是在向皇權示威。
站在我們今天的立場來看，很容易看到郭解這類人物的兩面性。一方面，這類人憑藉著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建立了一套解決民間糾紛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他們處理糾紛的方式，很多都是法外行為，有時候甚至極端到要靠殺人來解決問題，這又是在破壞社會治安。他們是民間社會的活力，同時也是法治化的隱患。
司馬光之所以願意在《資治通鑑》中花費大量筆墨來描述郭解現象，原因也正在於此。作為政府權威與社會秩序的擁護者，司馬光在書中雖然自己發表觀點，卻大量引述班固支持漢武帝打擊郭解的文字，而沒有采納司馬遷對郭解的同情之論，顯然也是在藉此表達他自己的態度。這也提醒我們，在討論不同歷史學家的敘述時，不能用機械化、簡單化的眼光去看問題，而是要深入分析每一個細節，這樣才會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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