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就像一個人，總會有各種各樣的疾病和意外。治好了，王朝就會繼續存在，治不好，王朝就會死亡。
對中原王朝而言，北方遊牧邊患就像車禍，撞得輕了住幾天院，就可以繼續生存，就像土木堡之變，撞得重了就要缺胳膊少腿，就像靖康之變，當然，撞死的也不少，相信大家都清楚。
宦官專權就像艾滋，它不會直接要你命，但是卻會破壞你的各個系統，久而久之，王朝也就很難存活了。
而土地兼併激化的階級矛盾，就像癌症，這是歷朝歷代都無法避免的，是一個王朝發展的必然趨勢。
按照威脅高低病情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北方遊牧民族邊患、內部分裂勢力、宦官專權、外戚干政、清流朋黨等。歷朝歷代，以上五點中總有那麼一兩點搞得該王朝痛不欲生。如果佔了三條以上，王朝基本就不存在了。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時間，以上問題控制的都還不錯，最終使得清朝進化為封建社會中最接近理想的朝代。
在以上病情中，最早引起清朝統治者注意的清流朋黨問題，原因就在於明朝的滅亡與此有很大關係。很多人會有疑問，清流朋黨怎麼會跟亡國產生關係呢？不就是一群言官嗎？
要說明這個問題，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明朝那些事兒》中袁崇煥的死因。
袁崇煥下獄以後，朝中別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此案的前景，認為這是一個扳倒東林黨的好機會。袁崇煥雖然不是東林黨，但是與東林黨關係密切，多有來往。錢龍錫是東林黨的領袖人物，又是內閣大學士，當初崇禎命令徹查閹黨逆案，就是錢龍錫一手審理的。閹黨對錢龍錫可謂恨之入骨，因此，想要扳倒東林黨，就必須扳倒錢龍錫，想要扳倒錢龍錫，突破口就是扳倒袁崇煥。所以一口咬定邊帥（袁崇煥）勾結近臣（錢龍錫），就可以致錢龍錫於死地，所以袁崇煥必須死。
這樣，原來單純的審理袁崇煥是否通敵的問題，現在變成了對朝廷中一個結黨營私、迫害政敵的大案的審理。崇禎的態度也變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袁崇煥殺毛文龍這一案件的性質上而不是案子經過與對錯上。所以袁崇煥被殺，錢龍錫差點被殺。而於國家，折騰了半天，則是損失了一個戰術上還湊合的大將，少了一個老資歷能鎮住場子的大臣，沒有一點好處。
這就是明代清流朋黨的禍害，文人清流一旦結黨，少有關心社稷安危，更多在乎自身利益，只要是非我黨群所提出的建議，必群起而攻之，在太平時節或許問題不大，但當出現內憂外患時，這種不作為或是瞎作為就很要命了。
有鑑於此，清初統治者吸取前朝教訓，順治帝於1652年下令：“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和“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這也為後來的文字獄埋下了伏筆。
康熙登基後，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這就使得同姓親王割據自立基本上成為不可能。至於三藩之亂，相信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介紹了。
康熙的經典語錄：“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
康熙認為，皇帝之權力首在“用人之權”，以阻止朋黨的形成，避免鰲拜掌權時期“結黨專權”和“罔上行私”的情況再度發生，也為了防止不同派別黨派之間互相鬥爭。
除了用人之權，康熙帝還將監察大權歸於皇帝。在明代，監察權很大一部分屬於太監。東廠作為特務機構，專門監視百官和民間動態，再反饋給皇帝。但是由於皇帝不直接參與監察，只起到監察裁判的作用，所以很容易造成宦官專權。
但是皇帝白天日理萬機，晚上還要日理萬姬，如果再行使監察權，豈不累死？
康熙想出了一個超級損招，密摺專奏。它的內容就是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官員越級給皇帝上奏摺，想告誰就告誰。
這一招非常損，一是使得官員們之間互不信任，互相忌憚，不容易結成朋黨；二是皇帝可以掌握告密信息的原始資料，不需要再經各類監察機構轉手。
這就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家都想巴結皇帝，因為越是跟皇帝關係近，自己說的話皇帝越容易相信，別人罵自己的話皇帝越容易不信，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二是超大朋黨的結成。因為舉發權的存在，所以想幹壞事必須讓周圍的同僚都成為同夥，所以朋黨不結則已，一旦結成，就是超大朋黨。例如乾隆時期的“甘肅冒賑案”，甘肅大雨，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卻向乾隆報告甘肅大旱，自己捐監賑災。就這麼個睜眼說瞎話的事，竟然騙了乾隆七年之久，沒有一名甘肅官員告發。而事發之後，甘肅各級地方官員幾乎全部涉案，56人處死，46人發配。
密摺制度的建立完全改變了君臣之間相互溝通的傳統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強。
此外，清朝在內閣制度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礎下有所創新。其中最大的創新就是將軍機處就從帶有臨時性的純粹軍事諮詢組織轉變成了一種常規的政治治理機構。內務府的設置與運行，嚴格了宮廷內部的禮儀規範，與明代的內廷制度有了本質的區別，宦官外戚干政的現象也由此完全絕跡。
通過以上措施，康熙帝給清朝後世君主確定了皇帝的三大權力：一是“用人之權”，二是“獎懲之權”，三是“密奏專奏所代表的監察權”，再加上嚴厲貫徹了幾乎整個清代的後宮不得干政，使得清代基本解決了“藩王分裂、宦官專權、外戚干政、清流朋黨”等一系列問題。
解決完內政問題，就輪到民生了。在民生問題上，清朝最大的舉措就是“攤丁入畝”。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史中，始終存在著“人頭稅”這一稅種，也就是說，對於一個戶籍中的人口加以課稅。不同朝代課稅對象不同，但是有一點相同，即所有成年男子是必須交稅的，稱之為丁稅。此外，成年男丁除了交稅外，還必須服傜役，就是幹活，像修堤壩、修公路、開礦等等。
這種制度並不太合理，因為它不像現在的“所得稅”制度，以財富和收入課稅，所以極容易造成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越到封建王朝統治的後期弊端越明顯。
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並開始切實改革的是明代末年的張居正，他開始推行的一條鞭法，規定免行傜役，以現金代替，並與田賦一起徵收，使稅賦徵收更為簡便，同時也減少了無田地者的負擔。
同時，他還最早實行了部分攤丁入畝的舉措，在當時稱為隨糧派丁、丁隨地派等。
在清代，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頒佈了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詔，此詔令使得丁稅的數量成為定額，新增加的人口不必再負擔丁稅。也就是說，以此年的課稅人口數為基準，之後戶口中新增壯丁一概不需要徵稅，為“攤丁入畝”的推行打下了基礎。
雍正登基後，則正式廢除丁稅，將康熙末年已經固定的丁稅數目分攤入田賦，使得沒有田產的人可以不納稅賦。這個政策在推廣過程中一直遭受到巨大的阻力，因為基層的士紳不滿，縣官不滿，巡撫道臺不滿，甚至總督、朝廷大員也不滿。原因很簡單，他們大都是地主，他們比原來都要繳納幾十百、幾百倍的稅賦。
所以這個推廣過程一直持續了近二百年，廣東於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最早開始實行，大多數的省份在雍正四年（1726年）至七年（1729年）之間開始實行，少數邊地行政區如貴州、山西、臺灣等則到乾隆以後才實行，最晚的吉林在光緒八年（1883年）才完成了攤丁入地。
這個政策和引進高產農作物的舉措使得清朝的人口急劇膨脹。一方面隱瞞戶口的現象減少，所統計的戶籍政策更為真實；另一方面減緩了土地兼併速度，緩解了階級矛盾。
以上就是清朝前中期的內政制度建設，基本解決了困擾歷朝歷代的“藩王分裂、宦官專權、外戚干政、清流朋黨”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夠解決，與清朝皇帝的素質有著極大的關係。在從1635年皇太極登基到1795年乾隆帝禪位這長達161年的時間內，清朝的五位皇帝和一位準皇帝（多爾袞），沒有出現過一個水準以下的選手，這簡直是千年難遇的奇蹟。這其中皇太極、康熙、雍正起到了尤為關鍵 。
說道皇太極，很多人受辮子戲的影響，覺得他搶了多爾袞的大玉兒，又害死了多爾袞他媽，簡直是一個大魔頭。而多爾袞長得帥（電視劇影響），對感情忠貞（誓死要娶大玉兒），一看就是個好人。
而歷史不是電視劇，真實的歷史是，皇太極才是一個更為懷柔的君主，多爾袞則更像魔頭。
皇太極這個人奇特就奇特在，你無論怎麼看他都不像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君主，倒像是梁山泊的宋江，因為他畢生都在拉人，都在緩和民族矛盾。
先說說他拉人的清單。
天聰五年（1631），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孔有德一投降，皇太極就按原來他的自封號封他為都元帥，隸漢軍正紅旗。崇德元年封恭順王。
耿仲明投降後，皇太極就按原來他的自封號封他為總兵官。崇德元年，封懷順王。
天聰八年，皇太極收降尚可喜，皇太極封他為總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順王。
注意，跟這三個漢奸一同封王的還有皇太極的兄弟和兒子，而在這堆王爺中，只有這三個漢奸不姓愛新覺羅，可見這是多麼高的待遇。
崇德五年，收降洪督師，一見面皇太極將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疇身上。洪承疇睜大眼睛感激地看著皇太極，嘆息說：“真命世之主也！”
天聰五年，第一次收降祖大壽，後祖大壽叛變；崇德七年，再次收降祖大壽，仍授總兵官，隸漢軍正黃旗。
這幾個人在清軍統一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我就不多介紹了，而皇太極這種“拉人→給高位→用他們賣命”的流程，跟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為是不是很像呢？
總體而言，皇太極不像一個野蠻粗俗的少數民族頭領，倒像是一個老道的漢族官僚。只要能為我所用，管你是什麼族，放心用。相反，他對他的親戚們倒是很不友好，四大貝勒他親手幹掉了兩個，要不是代善裝孫子裝得好，弄不好也得被收拾。
除了拉人，他還很注意民族團結。
皇太極繼位後頒佈《滿漢別居令》，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張，宣佈"滿漢一體毋致異同"，實行"編戶為民"政策，下令將大多數漢民莊丁由莊田抽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這實際上是一個解放奴隸宣言，這是冒著得罪全體滿人貴族的風險提出的，受益的是廣大的遼東漢人。
當然，他在位期間，多次繞道蒙古入關，也做了很多破壞。1636年，阿濟格統兵南侵，掠奪人畜十八萬；1638年，多爾袞、嶽託率軍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但是，這些殺戮很大程度上並非他的本意，他曾下令，"今後來降之人，若諸貝勒明知而殺者，罰民十戶；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為奴。"
而且對這些被擄掠回來的人口，大部分並沒有被當做奴隸看待。針對這些人，皇太極多次命令臣下做好"養人"事宜，尤其是對新掠取或來降的滿洲、蒙古、漢人做好安置。
他的原話例如："有擅取莊民（指漢人）牛、羊、雞、豚者，罪之"；"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首，概置不論"。
當然他也提出了"首崇滿洲"的政策，但是他也沒辦法啊，他執政後期，很多他的親屬就開始抱怨說："太祖時誅戮漢人，而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而滿洲宗室卻有為官，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
這種情況下，人家一個滿族人，不想著點自己民族的利益，誰支持他呢？
倒是大眾眼中的大英雄多爾袞很不注意民族團結。他的“圈地令”和“剃髮令”是滿清開國初期滿漢嚴重對立的源頭。
順治元年、四年、八年清政府三次頒佈圈地令。這個命令是這樣的，旗人攜繩騎馬開始跑，跑到哪算哪，而繩子所圈佔的這些土地，就是這個旗人的了。大量的土地就這樣被搶佔，很多百姓流離失所，飢寒迫身。
當然，這個命令順治頒佈的，但是順治前七年誰主政，相信大夥都瞭解。
至於這個“剃髮令”，就更有名了。近幾年很多人為多爾袞洗白，說是“剃髮令”並非他首創，從努爾哈赤那會兒就開始了。這一點我承認，但是執行的並不嚴格，舉個小例子。
崇禎四年（1631），明朝大將張春以監軍兵備道之職和總兵吳襄、宋緯等率兵四萬奔赴遼西，以解救錦州。吳襄（吳三桂他爹）臨陣敗逃，張春被俘。對於這種級別的軍官，皇太極當然是要拉一把的，親自上陣，苦口婆心勸降。但是張春這個人很有骨氣，表示投降可以，但是不能剃髮。按照多爾袞的政策，這就屬於必死一類，但是皇太極沒有殺他，還是好吃好喝待他。
這說明在入關前雖然也有剃髮的規定，但並沒有一刀切，而多爾袞的命令害死了多少人，相信大家都瞭解，我就不多介紹了。
至於康熙和雍正，後面還會說，這裡暫且放下。
從宏觀方向將，皇太極淡化了民族矛盾，重要漢族將領，學習漢族制度，收取了朝鮮和內蒙；康熙完善了內部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雍正則是理順了稅收制度，緩和了階級矛盾。這些都為清朝能夠成為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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