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安放人们灵魂的长安回望
——读朱文杰文化散文集《长安回望》
李星
在三十多年来的长安和陕西文坛上，朱文杰是以诗歌创作名出，并被以“诗人”定位的。《哭家》《灵石》《梦石》三本诗集和上下两卷的《朱文杰诗选》，承载着他那些将自己“异化” “成石，成梦，成你成我成他，给人以形，以神，给石以灵性” “难辨是石，是人，是梦”“繁而不杂，飘逸而又凝重，深沉而又不艰涩，有愤怒的火焰，有忧患的血泪”，有着庄周寓言般的质地和心灵漫游神韵的“诗坛独步”的诗歌创作成果，今天读来，仍不失强烈的思想和灵魂冲击力。（以上引文见沙陵：《梦石》读后）
或许是应了“人到老年诗更少”这句古语，比我小几岁的文杰也即将跨向七十岁的年龄段，并被聘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与年龄更长的费秉勋、佘树声等先生为伍。几乎在不经意间，我常常在报刊上见到他写的关于西安历史、文化、地理、文物的回忆及研究性散文，似乎走的是前辈学人武伯纶先生晚年专注于西安城历史的路子。随手翻了，也读了，在佩服他丰富的杂学知识之外，更惊讶于他超常的记忆力。私下也想，如果能将这些杂学系统化出一本书就好了。果然，在西安文史研究馆的帮助下，文杰系统化的杂学文集，以《长安回望》这样贴切、响亮，热烈回应着城市化、现代化潮流以及人们渴望了解城市的前世今生、寻找城市记忆的心理需要，文学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具的书出版了。
用“杂学”来定论文杰的书，一是因为它确实杂，既回望了如司马迁、李白、杜甫、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作为汉风、唐韵的标志性人物，在长安的活动与著作，及对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贡献；又回望了长安老街的风情、建筑、历史遗迹、人物故事；回望了长安的自然、物产及与之相关的传说；而押后的《难相忘，在长安》则呈现了曾与作者为师、为友的已逝也或健在的文学及书画界的大家。相比于那些浮皮了草的游记式散文，童年记忆的乡土散文。逞材显智、大而化之的大文化、泛文化散文，文杰的《长安回望》给人以视野集中，言之有物的坚实感及亲切的家园感。
“杂文” “杂花” “驳杂”等等与杂相缀的名词、形容词说明了“杂”并无贬的意思。尤其是杂与学缀成“杂学”，虽然有偏僻、微末之学的含意，但却也指向了一个人学问、知识的广与博。《长安回望》所涉及的知识之多、之杂，固然让我惊羡不已，但更让我佩服的却是书中所涉之人与物不仅门类广泛，而且对所涉之人和事、器与物知识的确切、具体。香港凤凰卫视文化主持人王鲁湘曾谦称自己知识不多，对许多领域也只是知道而已，不配称“知识分子”，只是个“知道分子”，实际上也泛指如我之类的文化人。而朱文杰之书给予读者和我的却常是既有确切的学问、所本的知识，又有由年龄形成的丰富的经历和体验得来的人生的智慧和见解。
例如他论杜甫的籍贯、故里，从其十三世祖杜预始《晋书•杜预传》所明确记载的“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到《唐才子传》所载的其祖父杜审言，到其父杜闲，再到明代所见的杜公祠碑文，到清代翻修杜公祠的记载……从古到今，寻根刨底，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让“京兆杜陵人”的籍贯，有着不容置辩的说服力。他关于柳宗元生于长安，归葬长安，墓在长安的论证和表述，也充分说明河东（今山西）柳宗元与长安的密切。因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知名的“姑苏城外寒山寺”中的寒山，鲜有人知道，却是京兆长安人。文杰从前人所著的《寒山子身世考》与《北史》《隋书》的史料相印证，指出寒山乃为隋皇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并梳理出他由不得志的学子，出家为僧的僧俗里程，并有“肠断忆咸京” “浪行朱雀街”的诗作留世。赖得朱氏之文，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将给陕西人以特别的感受和意味。即使是纯然的传说故事，文杰的文章也从未妄断，而是将各种版本的故事并列，供人们参读，学风的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诗人文杰的文品、学风、人品也因此令人刮目相看。
多年以前，老作家王蒙曾经呼唤文坛出见“学者型作家”，他自己作了典范，而朱文杰可谓后继之人。他关于历来多被认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的扬雄的文章，旁征博引，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了宋代司马光关于他是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的根据，并得出了：“失意，以穷居读书的扬雄，实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家，大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贡献甚巨”的结论。文杰还从郭沫若说的司马迁的“功业追尼父”，谈到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巨人在历史上却如生前一样，受到了统治者的不公平待遇。尼父孔子被历史帝王尊奉、追封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司马迁的却因“秉笔直书，藐视皇权，不为尊者隐的史家风骨”，而从未被中国的皇帝们追封过，即使韩城的司马迁祠，也仅有元朝和清朝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修缮过，“任谁也能看透其中的玄妙”。如此之论、之识固然为时论所罕见，他更引东汉司徒王允视《史记》为“谤书”，班固说《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的“此其所蔽也”的史料、史实，从另一面确切了司马迁及《史记》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就在这篇《高山仰止司马迁》的文章中，文杰还据理据情考证了太史公自序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确切含意，驳斥了牵强附会的“藏室图”之说。
其实，不仅为主流学术所关注的文学艺术、诗歌绘画、六经之学，文杰多有独到的观察和发现，即使僧一行、扁鹊等，及天文、星相、宗教、陶艺，钟楼、城墙等西安的古建筑，中国槐、石榴、杜鹃、梨花、玉兰花及各种地方风味吃食的演变，他都有着直追专业人士的积识和见解。时下，知识空前爆炸，传播业空前发达，专家、学者的头衔似乎人人都可戴在头上，如朱文杰者，在诗人、作家之外，称他为“文化学者” “史志专家” “民俗学家”，正可名实相副。并有他以一人之力所著的五十万字，以福、禄、寿、喜、财、龙、凤、门神、祥禽瑞兽、嘉木奇卉等陕西民间吉祥文化寻根溯源一书为证。
除了当年，特别是汉、唐时期齐聚长安的一代风流人物，《回望长安》最有趣、也最值得关注的文章当属“老街风情录”中的《西南城角的四知村》《东西甜水井街》《白鹭湾》《梁家牌楼》等篇了。
“四知村，是西安城中‘都市里的村庄’，是城墙圈圈里唯一以村命名的老街巷。也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容易被人遗忘的老街巷。”
“一听白鹭湾的名字，就让你联想到诗圣杜甫的：‘一行白鹭上青天’。白羽之飞的空灵，让你有了一种穿越唐朝的惬意。这白鹭湾是西安的一条老街巷的名字，也无疑是安最中听、最漂亮、最有味、最有诗意的街巷名了。”
以上所引是“老街风情录”辑中两篇文章的开头。这里扬溢着曾渡过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自豪与骄傲，还浸润着一种深厚绵软的情意，一种淡淡的忧伤。正是以这些复杂的情怀，文杰将读者带入历史，带入自己生命和人生的过去，款款讲述着一个个家族、家庭，一个个朋友、同学、邻居的生动故事，揭示着这些今天已被林立的高楼大厦、豪华超市五光十色的霓彩所遮盖的土地上曾经的秘密。或辉煌得与家国命运相连，或卑微得如蝼蚁般苟活，或快乐如天堂，或悲惨如地狱，或骄傲而自豪，或不堪回首……这是历史的写照，是时代的背影，是“人”与“灵魂”的生命遗存，更是西安这座城市的根脉所系。然而那些曾经与多少人生活相连的深巷、古宅不见了，甜水井不见了， “我的外婆的白鹭湾”不见了，往昔的多少繁华与虚荣，功名与辉煌，悲欢与离合，都已无声无息渐渐隐匿在城市铅灰色的背影中，如灰似尘般湮没入了黄土……。如果有些变化是历史发展进步中难以避免的建设中的破坏，在除旧中的布新，它唤起的仅仅是诗人、学者深切的乡愁的话，而那些见证着历史和具有巨大人文价值的院落、建筑的被违法强拆，就不能不是一个城市的“悲剧”了。他说：“名人居所被凝固在一座城市的街巷中，这座城市就会被名人照亮……这条巷子有了这样的人杰英才，这条巷子才有了精气神”，这个城市才有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和历史文化，才不会被人所轻视。敦厚如朱文杰者，也不能不对这种发展名义下的破坏产生出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其实，乡愁和怀恋、追寻和记忆，正是《回望长安》一书充盈着浓厚人文情怀的总主题，它安妥着作者自己的灵魂，也安妥着这个物质无限发达，欲望无限膨胀的时代的人们的灵魂，并给他们一个梦中的心灵家园。它之所以有了学术的价值和文学的色彩，如此生动有趣，只是因为朱文杰这个人不仅是一个作家、文学家，还是一个满腹诗书、一肚子学问的人，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
读《回望长安》，想着朱文杰这个与我同辈的兄弟，从歌舞团演奏员到作家、诗人，从西安到铜川，又从铜川回西安，他虽然也有各种头衔和职务，但似乎从未居于显赫的权力位置。在我印象中他永远是个凭一支笔，一双手生活的文坛“闲人”。但奇怪的是，这个闲人，却人缘极佳，从未闻他有过投靠了哪门哪派、借意自大的劣迹，他远离了文坛的是是非非。他与文坛强者交，也与文坛弱者交，文杰的朋友遍布西安、陕西的文化艺术界，从未有人小瞧过他，也没有权势者特别抬举过他。他就是一个老西安市井陋巷练出来的智者，一个有着深厚家族血缘传统的尊者、贤者，一个无私无畏、无欲无求的强者，他长发方脸，他的敦实强壮的身体，那似乎永远半闭半开、半睡半醒的双眼，让我想到了非洲肯尼亚野生动物园里卧着的狮子。睡狮一般地从容，睡狮一般强大而骄傲，睡狮一般自信而尊严！
人高不必自张扬，学高不必在名堂。一本《长安守望》，也足以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祝贺文杰，恭喜文杰！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原陕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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