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之道
◎不露锋芒—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在这一章里，老子主要描述了“道”的具体形象，道是不可名状的，是渊深的、精湛的；它不露锋芒，神光内敛，纯朴如尘。老子通过对道的描述，体现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观点，即不露锋芒，纯朴如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藏锋”。
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道的精髓的一种体现。谁掌握了它的精髓，谁就获得了安身命的法宝。藏锋的关键不是藏身而是藏心。曾国藩就是如此，尽管他一直站在第一线，但是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于“安全袋“中，做到藏心即藏身。
曾国藩是清朝后期著名政治家，他一生在官场中沉浮，时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变动的时候，他便会产生“草本皆兵”的感觉。不过，曾国藩凭着自己精明和敏锐的特点，总能渡过险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善于藏锋的特点有着很大关系。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的股肱之臣。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其中就暗含着谦让之意，尤其是在裁撤湘军的问题上，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得更为明显倘若不裁湘军，恐怕功高震主，最终引火上身。如果裁撤湘军，自己手里没有军队，那么就会任人宰割。就在这时，曾国藩想到了李鸿章的淮军，他认为李鸿章与自己有师徒的情谊，假如能保存淮军，那么自已也就有了靠山。于是，曾国藩叫李鸿章的淮军按兵不动，然后奏请朝廷裁撒湘军。
曾国藩攻克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七月初七，他又上了一本奏折，里面说道：“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理由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这完全是个借口，实则为了明哲保身。时人王定安听说这件事后，说道：“曾国藩向来谦和恭谨，他说湘军战斗力衰弱，只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后来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震西域，席宝田平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转战越南，皆用湘军。他说湘军“战斗力衰弱”，这怎么可能呢?依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过是自谦罢了。”
占领天京后，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大概有十二万人。不过，左宗棠的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呈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江忠义、席保田所属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指挥；鲍超、周宽世所属两万余人到达江西以后，随即也被编入沈葆横的麾下；余下的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湘军，而这些人也正是朝延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自己身边的这五万湘军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先是留湘军将领张诗日麾下的一万余人驻守江宁，让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一万五千余人抵达院南地区，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宾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余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同治四年（1865）正月，曾国藩又栽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围剿捻军，当时江宁还没撤走的湘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余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跟随前往，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佳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军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了。
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时候立下大功，因此在湘军中有极大威望。清政府对他也十分忌惮，害怕他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想让他到浙江担任巡抚。曾国藩无奈之下在裁撤湘军的同时，奏请曾国藩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清政府很快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赐国藩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大惑不解，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还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这导致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只得对他好言相劝。
早在裁撤湘军之前，曾国藩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面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的意思很隐晦，只有李鸿章才能明白他的苦衷：朝廷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怀有猜忌之心，舆论又推波助澜，朝廷欲杀之面后快，如果湘、淮二军一并裁撤，那么日后曾国藩一定任人宰割，如果保留淮军而裁撤湘军，则对清廷可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了清廷的真正意图，又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李鸿章深知此时军队关乎天下之大计，而淮军的兴衰更是关乎个人的宦海浮沉。因此，李鸿章致函给曾国藩，表示支持其裁撤湘军而保留淮军的决策。
曾国藩在官场中不露锋芒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上。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但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但是语气又不能过硬，可是倘若语气不硬，又怎么能够获得恩准呢?即使获得恩准，一旦遇有战事的时候自己岂不是还要被征召吗?进退不能，一时令曾国藩陷入两难境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不久，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曾国藩打算辞官，立即写信说：“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之外，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体，即使退休一两年，其他地方如果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朝廷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李鸿章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同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大祸大谤了。
曾国藩只求能把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说自己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帝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又可给自己带来体恤皇上的名声，可谓一箭三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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