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二字是“拓跋”（禿髮）的異音，相傳其先祖是十六國時期南涼國王禿髮利鹿孤的兒子樊尼。南涼國滅，樊尼率眾投奔北涼沮渠蒙遜；後北涼滅，樊尼率眾進入西羌地區，建“拓跋”（禿髮）國，被世人訛傳為“吐蕃”。清代時，藏語稱其為“圖伯特”或“唐古特”，聽起來依然有“吐蕃”的發音。樊尼是河西鮮卑人後裔，以“吐蕃”為國名，當是對先祖“拓跋”的懷念與銘記。然而從其習俗與圖騰來說，似乎又與西羌有關，比如鮮卑人崇拜、尊敬“馬”，是因為傳說神馬指引他們的祖先走向肥沃的草原；而吐蕃人其先以羊為圖騰，崇拜“羱羝之神”，是因為傳說他們的第一頭羊是神賜的，這倒與號稱“西方牧羊人”的羌人崇拜相吻合。自樊尼建國至隋代以前，吐蕃國小勢微，居地與中原之間被諸羌隔斷，與中原之國無來往，故沒有進入史官的視野。
根據《舊唐書》《新唐書》等諸史記載，若還原這段歷史，真相應當是樊尼大約在公元433年，率河西鮮卑族人從今河西走廊的張掖市民樂縣居地東奔，然後南下，渡過黃河，翻過積石山（阿尼瑪卿山，在青海東南部），進入西羌人居住的地方。諸羌本無君長，不相統一，樊尼仁愛待人，羌人都來歸附；於是他獨樹一幟，自立為王，建立“吐蕃”國，都“邏些城”（今拉薩），改姓為“窣勃野”，號稱“贊普”；他所率領的鮮卑族人少，與種落繁多的西羌人雜居，只有入鄉隨俗，漸漸相互融合形成獨特的“吐蕃”民俗：如其地廣大且寒冷，人隨水草放牧羊、犛牛、犬、彘等，有獼猴、天鼠等，天鼠大如貓，皮毛可以制裘衣，馬和獨峰駝是主要的騎乘與放牧工具；其地多金、銀、錫、銅等，故擅長金屬工藝製作，甚至連官員的等級都用瑟瑟（寶石）、金、銀、銅製配飾辨別，軍事消息通告也用金箭與烽燧來區別；其人敬天地神祇、羱羝之神，尊巫覡（xí），跪拜必兩手據地，再以身作揖而止。其人男人好勇，弓箭不離身，以失敗為恥辱；軍法嚴苛，戰時前隊人皆死，後隊才上陣；人犯小罪者剜眼、鼻，囚人於數丈深的地牢，二三年才放出來；若贊普死，則以人、馬殉葬。
《舊唐書》《新唐書》等記載，唐代吐蕃人好盟誓詛咒，突出地表現在贊普與大臣之間憑盟誓締約，一年一次小盟，三年一次大盟。小盟時必殺羊、犬、獼猴，大盟則必殺馬、牛等，屆時，巫覡詛咒道：“爾等鹹須同心勠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意思是天地神祇都知道你們的誓約，如果有人背叛盟誓，則使你們的身體如這牛馬一樣被宰殺。
這種盟咒理念與中原及其他遊牧民族盟誓時以牲血取悅神靈、祈佑神靈監督的理念截然不同，其用意似乎只是以“馬死之慘狀”制約結盟之人，若背盟則“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贊普以此盟咒約束官吏，官吏則以嚴苛的刑罰治理百姓，約定俗成。有趣的是，在與大唐結盟中，為了爭奪本土利益，有時，吐蕃不僅背盟而且假盟，完全無懼盟咒預示的結果。
吐蕃出現於歷史，始於第32世贊普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當時年輕驍武的棄宗弄贊在足智多謀的丞相祿東輔佐下，兼併諸羌，統一吐蕃，稱霸本土。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棄宗弄贊首次遣使朝貢大唐，於是唐太宗也遣使回訪。棄宗弄贊聽說鄰國突厥、吐谷渾都“尚公主”，豈肯落後，再次派使者持厚禮到大唐求婚，唐太宗沒有答應，使者回去彙報說：吐谷渾挑撥離間，所以唐皇帝拒絕許婚。血氣方剛的棄宗弄贊立即發兵攻打吐谷渾，既而攻破党項羌及白蘭羌等，集聚20萬人屯駐松州（今四川松潘），第三次派使者持厚禮覲見唐太宗，還對屬下揚言：“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並真的先發兵攻打松州以示強娶姿態。唐太宗發4路大軍5萬步騎征伐，棄宗弄贊害怕了，忙引兵退回邏些城，並第四次遣使入朝謝罪，然後又派丞相祿東奉黃金5000兩及數百件珠寶，覲見唐太宗表示求婚的執著與誠摯，這次，唐太宗同意了。自迎娶文成公主，棄宗弄贊於潛移默化中漸漸接受中原唐人的習俗，有意識地對本族習俗進行了改革，如選派貴族子弟前往大唐學習《詩》《書》等經典；聘請大唐文人主持擬寫奏章文案；文成公主厭惡其國人“赭面”習俗，棄宗弄贊便下令國人不得赭面；且脫下氈裘皮衣，穿上了華麗的絲綢錦緞衣服；高宗時，又向大唐請求賜予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因此中原文明傳入雪域高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吐蕃社會文明的進程。
大唐文成公主從長安前往雪域高原。（圖片來自網絡）
棄宗弄贊死後不久，其子孫與大唐構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高宗派大將軍薛仁貴等率兵10萬征討，結果兵敗大非川（今青海海南州共和縣內）。從此，吐蕃連年寇邊，羊同、党項等諸羌盡降。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吐蕃之地已擴充萬餘里，東接四川西部，南至印度，西至龜茲、疏勒，北抵突厥，史稱“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可見其勢之銳。為了“邊土寧晏，兵役服息”，金城公主再次遠嫁器弩悉弄贊普，但並未消弭吐蕃之貪狼野心。睿宗時，吐蕃賄賂鄯州（今青海樂都）都督楊矩，請求“河西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得到後，即在九曲之牧野駐軍牧馬，邊境直接大唐邊界，從此不斷率兵入寇，掠奪大唐牧人及羊馬。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蕃相約以赤嶺各豎分界之碑，互不相侵（今甘肅甘南州碌曲縣拉仁關鄉，有“道格爾古碑”，即大唐將軍李佺所立“唐蕃赤嶺軍事劃界碑”）；後因唐守將失約，兩國失和。安史之亂時，“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直逼京師。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唐、蕃第6次會盟於清水，第3次議定邊界；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又寇涇、隴、邠、寧數道，攻陷鹽州、夏州；第二年又約盟於平涼川，結果吐蕃拘留了唐會盟官員，主盟官渾瑊反應快，見勢不妙，奪馬而逃。平涼會盟根本就是個騙局，吐蕃計謀欲挾持唐將，率其銳師進犯京師。可見在重大利益面前，恐怖的“盟咒”在其心中並沒有約束力。
唐末，吐蕃內部族種分散，不再統一，勢力衰弱；五代時，回鶻、党項諸羌分侵其地；宋代時，吐蕃大族各自向朝廷貢獻良馬，以求保護；元代稱其國為“烏思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明代稱“烏斯藏”，歷代皇帝賜封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德法王等，以其佛教導化百姓。
吐蕃先祖樊尼寄託崇馬之情於國名、族名；吐蕃人在長期的放牧生產、生活以及對外征戰中，都離不開馬的輔助，因而對馬的崇拜與其他民族一樣，唯獨殺馬盟咒的理念凸顯異樣，令人疑惑叢生：“如此殺馬，豈不是與愛馬相矛盾嗎？”細思其理念背後的深層用意，彷彿有一種“利用”的關係。遊牧之人，與馬相伴，愛馬之情深入骨髓，誰肯見馬慘死呢？盟咒正是利用了人的愛馬之情、崇馬之心控制會盟之人信守盟誓。因此吐蕃人的殺馬大盟活動與盟咒隱含著他們對馬的崇拜之情。
此外吐蕃人其先居於西羌河源之地，逐水草放牧犛牛、羊、馬等，馬是必不可少的騎乘工具，在遊牧生活、軍事中佔據重要的作用，因而對馬的崇拜與其他民族一樣，還體現三個方面：
一是以馬作為修好、求和時最尊貴的禮品之一，如武后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器弩悉弄贊普遣使求和，翌年又遣使獻馬千匹；唐末，吐蕃勢衰，部族分散，各大族求大唐保護，進貢時多以良馬進獻。
二是吐蕃人的馬形器塑造也很有特點，如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玄宗遣使探望金城公主，器弩悉弄贊普獻金制禮器多件，其中有“馬腦杯”，其杯形象若何，因沒有記載，也沒有考古發現，今人只能推測其或為黃金製作成“馬頭”形酒器，或為模仿西漢時老上單于用月氏國王的頭顱制酒碗，用真馬腦骨製成酒杯。
三是以馬炫耀兵備武力，如吐蕃遣使向唐玄宗求《毛詩》《禮記》《左傳》等文獻未得，以後唐使者入吐蕃境時，邊將都列出盛大的甲兵及騎馬兵陣，“以矜其精銳”，即誇耀其軍事力量的強大。
往事越千年，歷史離我們愈益遠去，然而棄宗弄贊的形象依然石刻於陝西禮泉九嵕山“昭陵玄闕下”，文成公主的別宮也猶然屹立在西藏紅山上，雪域高原的名馬曾載著吐蕃文化一次次千里迢迢來到長安，在《舊唐書》《新唐書》等文獻記載中永不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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