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治維新在日本歷史上可以說是改變國運的一件大事，是日本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重要轉折點。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東亞先後擊敗中國、俄國等東亞主導者，躋身於世界一流國家之行列，成為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革，不僅對日本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改變了亞洲格局的走向。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將整個東亞國家拉入戰爭和苦難的深淵，而這一切的思想根源來自於明治初期的“徵韓論”。
▲日本明治維新
“徵韓論”是明治初期由西鄉隆盛等日本士族軍國主義提出的侵略朝鮮，旨在以武力打開朝鮮的大門，實現日本富強的政治主張。在這種主張的影響下，日本將侵佔朝鮮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國策，逐漸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以至於後來形成了旨在佔領中國的大陸政策並向“大東亞共榮圈”嬗變，潘多拉的魔盒被徹底打開。本文將從“徵韓論”入手，淺析日本“徵韓論”形成的原因，探討“徵韓論”的實質，並帶來自己的總結和反思。
明治初期“徵韓論”的形成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家吉田松陰就主張以講“信義”的名義屈從歐美，同時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提出了“徵韓論”。但是當時的日本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飽受西方列強的壓迫，並沒有足夠的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徵韓論”暫時被擱置。明治維新時，“徵韓論”再次被提上日程，並且隨著西鄉隆盛留守日本，在1873年達到最高峰。
▲黑船事件
（1）“徵韓論”的思想根源
日本神話以及古代傳統中的“古代日本曾經統治朝鮮”一說，長期影響著一部分日本人的“朝鮮觀”，並且發展出了“朝鮮則素戔鳴尊所經歷之地，鳴尊則三韓之祖”；“日本神與天皇統治朝鮮”；“朝鮮國王與貴族服屬於日本”等一系列的傳說，在日本歷史中得到流傳。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曾統治朝鮮這一潛在的傳統意識，在日本人心中逐漸膨脹，轉換為對朝鮮的蔑視。山鹿素行在《武家事紀》中寫道：
“秀吉晚年征伐朝鮮，其勇略冠於古今。蓋朝鮮為本朝之屬國屏藩，往古神功皇后征伐三韓以來，歷代記錄皆明載其制。其後本朝王威衰落，武家尚未如今之化沾四海。由此朝鮮對本朝亦久絕朝貢，其後聲稱僅修鄰交之好。”
山鹿在言語之間不僅理所當然的將朝鮮視為日本的藩國，還誇大了豐臣秀吉的侵略戰爭併為之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其中極力宣揚了對朝鮮的優越感以及對朝鮮侵略擴張的思想，帶有明顯的殖民色彩。
▲豐臣秀吉畫像
（2）轉移內部矛盾的現實需求
18世紀末，隨著德川幕府體制矛盾的日益激化，作為幕府統治支柱的武士喪失了生活來源，大量的農民破產，動搖著日本國內的統治基礎。而在此時，西方國家用武力打開了朝鮮的大門，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的束縛，使得一部分幕府思想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日本人的朝鮮觀開始具體的形態上升到國家對外政策的高度。
在幕府的統治下，日本既沒有實力有沒有能力和西方列強對抗，因此日本早期的民族主義便轉換為了侵略擴張的思潮，而他們把目光投向了一衣帶水的鄰國朝鮮，提出了“徵韓論”，用以補償西方侵略帶來的損失。林子平在《海國兵談》的自跋中寫道：
“予著三國通覽，明確日本之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之地圖，意在以日本之雄士、兵入此三國時，刻記此圖以資應變也。此海國兵談亦在彼三鄰國及唐山（中國）、莫斯哥維亞（俄國）等諸外國海寇來（犯）時，為防禦之術易詳悉之。”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日本部分思想家已經考慮到了“徵韓”，到幕府末期，日本的國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劇，“徵韓論”更加明確。日本上層籠罩著一股侵略朝鮮的氛圍，部分政治家甚至把這看作是日本從朝鮮那裡獲得補償，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這一時期的思想給明治初期的“徵韓論”者奠定了思想基礎以及理論依據。
▲徵韓論
（3）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
在探討“徵韓論”形成的內在根源的時候，不得不聚焦於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民族主義。近代以來，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形成有兩個基本的路徑，一種是從“國家”到“民族”，一種是從“民族”到“國家”。前者以英國為代表，即民族國家形成後帶來整個民族對於國家的普遍情感；後者以德國為代表，即先形成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共同情感，在此基礎上形成民族國家。
▲德意志的統一
日本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其獨立的特色，面對外來侵略，統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構起民族的文化認同，因此只能藉助於某種信仰來建立民族國家，而神道教便成為明治政府恢復皇室權力和統一的工具。在此過程中，日本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排他性以及擴張性，王權和神權的結合又賦予了天皇極大地權力，日本的外擴思潮便不可避免的產生了。
與此同時，隨著明治維新的展開，不可避免的帶來利益的爭奪以及階層的鬥爭，而在日本社會，核心問題在於武士階層。武士階層曾經是倒幕運動的核心力量，而明治維新的浪潮則不可避免的衝擊著他們的封建特權，引起了他們的對抗和不滿情緒。一部分士族軍國主義集團的代表人物如西鄉隆盛等為了保護武士階層的利益，將他們的不滿引向民族情緒，並通過對外戰爭來發洩這種情緒。
▲日本武士
“徵韓論”的實質
日本自“黑船事件”以來，便受到西方國家的壓迫與凌辱，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曾經的老師中國也受到了西方的衝擊。在這一背景下，如何能夠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的富強，是日本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在來自外部的壓力之下，日本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並在政府的引導下變得畸形，轉換為武力征服和統治世界的對外擴張思潮，企圖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
▲西鄉隆盛塑像
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日本人都在苦思解決之道以及強國之法，而在政府內部，也逐漸的分為兩個鮮明的派別，即主張強兵外擴的“徵韓派”和主張內治優先的“內治派”，兩派的主張看似大相徑庭，但是在實質上都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驅動下的強烈擴張欲。不同的是“徵韓派”代表的是士族軍國主義的利益，為此不惜提前把日本綁上戰車；而“內治派”代表的是官僚軍國主義的利益，即主張犧牲武士階層，實行“內治優先”、“侵略次之”的對內對外方針。
“徵韓論”向“大陸政策”的嬗變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經濟蒸蒸日上，在各領域的革新也逐步取得效果，由此日本開始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20世紀初，日本在先後擊敗中國和俄國後，取得了東亞地區的主導權，並逐步廢除和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躋身列強之列。一系列的賭徒行為給日本帶來了極大的收益，也進一步刺激了日本國內的對外擴張主義，整個大和民族也陷入了狂熱。 基於稱霸亞洲的野心，日本提出了“大陸政策”，早期的“徵韓論”向“大陸政策”嬗變。
▲日俄戰爭遺址
（1）民族主義發展的隱秘邏輯
日本近代國家，其基本原理即以天皇為核心，天皇、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高度一體化，即所謂“天皇制國家”。 可以說，這就是日本近代最初形成的民族國家，而為其提供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就是日本近代最初形成的民族主義。
這種民族主義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構建，是通過政治精英藉助祖先神話和文化信仰對“民族傳統”進行“發明”，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是一種由文化民族主義和神政外殼共同構成的民族主義。天皇居於這種民族主義形態的核心和頂點，天皇制則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寄寓形態。
▲日本天皇裕仁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之所以能發揮凝聚群體作用的基礎之一是它強調群體的“同質”，而這種強調必然也意味著對“非同質”的排斥。因此，民族主義思想在作用於某一群體的過程中可能導致對本民族外群體的排斥，在思想和行動上敵視其他民族，更有甚者則會在對內層面上表現出對個體需求的漠視甚至是有意識地扼殺，要求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於國家集體利益等現象的出現，這實際上就是“極端民族主義”。
（2）日本軍國主義逐漸走向狂熱
日本近代外擴思潮是和軍國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軍國主義在日本的確立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一方面，天皇制的確立促進了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勃興，為軍國主義的成長和壯大提供了養分；另一方面，神道教所宣揚的“神國主義”、“聖戰”等思想內容成為宣揚軍國主義的工具，二者的結合使軍國主義廣為傳播並深入到日本民眾的心中。
為了適應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通過對武士道內核的改造，將其武家倫理轉換為對天皇的無條件信仰，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的結合，最終將日本國民推向了戰爭的深淵。
▲武士道
日本的民族特性給軍國主義打上了深深地烙印，多島的地形不僅使得大和民族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還形成了自高自大，容易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在此影響下，日本人形成了“日本中心論”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本身就具有擴張性質。
隨著日本擊敗中、俄兩國，其野心越來越膨脹，最終由“徵韓論”轉向爭奪對於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主導權，而對外擴張超過了日本能夠控制的邊界，人心不足蛇吞象，軍國主義最終反噬了整個日本。“徵韓論”對近代日本影響的雙重性
“徵韓論”是明治初期對於日本發展戰略產生廣泛影響的一種主張，通過侵略朝鮮獲得補償而實現富強。由“徵韓論”引發的內治派與徵韓派的爭論，表面看是關於征服朝鮮立場的爭論，實際上則是兩種不同的近代化路徑。體現在日本發展戰略上，則是“內政優先”還是“侵略優先”的不同抉擇，隨著“徵韓論”的破產，日本開始了“內政優先”的近代化歷程。而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徵韓論”雖然流產，但最終成為了日本對外擴張的思想源泉，並逐漸引導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義道路。
（1）“徵韓論”對日本國家發展戰略抉擇的推動
“徵韓論”破產後，日本開始明確國家發展路徑並開展“脫亞入歐”的現代化運動，而在此期間領導日本明治維新並將日本帶上正確改革方向的，正是大久保政府。
徵韓派在失去了天皇的支持後，紛紛請辭退出政府，內治派重新掌權，政府內部實現“換血”。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政府執政期間，確定了殖產興業的方針，確立了日本資本主義工商業正確的改革發展方向，將日本帶上了富強的道路。在經濟上，他把官員視為經濟開發的主導力量，運用政府的獎勵使人民致力於工業，他說：
“戊辰年間，皇運興隆，維新成功，數百年舊弊一掃而空；近來，又廣泛借鑑海外各國經驗，外交內政始具規模，文物制度也日新月異，上下團結一心，皆孜孜不倦。今日我國形勢已漸鞏固，保護人民之制度逐漸就緒，一切煥然可觀，國勢已於七年前不可等同觀之”。
大久保政權的建立在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改革方案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使日本逐漸走向了富強。在大久保執政期間，所制訂的改革發展措施符合當時日本的國家利益，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使得日本逐漸實現了現代化。因此，“徵韓論”對日本國家發展戰略選擇客觀上發揮了推動作用。
▲脫亞入歐的日本社會
（2）“徵韓論”是近代日本對外擴張思潮的思想來源
“徵韓論”所表現出來的是民族主義以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重要萌芽，顯示出明治政府欲以武力“布國威於四方”的企圖。徵韓論與日本近代的外擴思潮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思潮的發展規律是從小到大，從局部到全體，即從“徵韓論”到“徵滿論”到“征服中國論”，再到“征服亞洲論”，這個發展規律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實踐相適應，是“大陸政策”等侵略政策制訂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是各個階段侵略行徑的先導。建立在“徵韓論”基礎上的日本外擴思潮具有三個特點：
其一是擴張目標的明確性和連續性。即沿著朝鮮到“滿蒙”再到中國，最後直至整個亞洲這一侵略路徑不斷地發展以及深化。
二是擴張思潮的先導性。 不論哪一個思潮都是先於其政策和行為而出籠，並動員一切力量為之搖旗吶喊，製造強大的社會輿論以推動侵略政策的制訂和侵略行為的實施。
三是全民狂熱性。即一種侵略主張一旦出現，幾乎立即成為全國朝野上下的共識，並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特別是軍事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狂熱地追求該目標的實現。
▲軍國主義下的日本
結語
“徵韓論”在日本的誕生不是偶然，而是由其民族性格以及社會環境所決定的。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日本迫切的需要某種方式打開困頓的局面，是對外侵略以實現富強還是先富強再實行侵略，是內治派和徵韓派爭論的核心議題，其實質上是兩派關於日本近代化路徑的選擇。內治派的獲勝標誌著日本政府確立了“內政優先、侵略次之”的道路，明治維新後，日本在短短數十年間走上了富強的道路。
“徵韓論”雖然破產，但是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卻一脈相承的延續了下來，最終在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極端民族主義的作用下，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將整個日本綁上了戰車。民族主義推動軍國主義走向狂熱，日本接連發動一系列戰爭，原來的“徵韓論”也向“大東亞共榮圈”嬗變，將大和民族推向無底的深淵。
參考文獻
《日本近代史》
《菊與刀》
《日本軍國主義》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日本明治維新》
《明治初期的日本外交政策》
《近代日本的立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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