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還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擠；只要還有一個蛋，堅持不去超市轉；只要還有一根蔥，堅決不往菜場衝；只要還有一塊肉，超市裡面不露頭；只要還有一口氣，呆在家裡守陣地！”一邊是肆虐的疫情，一邊是各種苦中作樂的段子，無奈也好，調侃也罷，信念只有一個：得把日子過下去！
這段與新型冠狀病毒做鬥爭的時間，除了待在家中減少外出，按時更換口罩、保持良好的居家衛生和健康習慣外，“勤洗手”是做好個人日常防護的重要一步，也是降低感染最簡便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勤洗手”，也是古人的金玉良言
中國古代習慣將疾病稱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傳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報告指出，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的疾病有48種，其中屬於傳染病的就有40種。
一直以來“勤洗手”都是我們保持個人衛生的金玉良言，古代也不例外。據考古學家考證，大約在2500年前，古人就以流水洗手，以避免雙手交叉汙染。為了不造成浪費，下面放著接水的器皿，這就是象形字“盥”的含義。
《禮記·玉藻》中記載：“日五盥。蓋謂洗手不嫌頻數耳。”說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臉，而洗手的次數那是越多越好了。勤洗手固然重要，但若是次數過於頻繁，反倒成了一種行為“潔癖”。比如北宋大書法家米芾對於洗手的執著，就超乎常人。作為書法家，米芾每日接觸筆墨的時間很多，寫字時難免會弄髒手指。據說每每到了飯前，米芾都要專門洗手十七八次。這種頻率，如果放到現代生活，一隻香皂恐怕用不了幾天。
米芾的執著不僅在自己的一雙手，因為愛乾淨過了頭，他時不時就得將朝服拿出來清洗一番，以致衣服褪色嚴重，結果被彈劾私自損壞朝服，隨即被罷官。因為這種原因被罷官，也是委屈得沒誰了。
宋代理學家朱熹教導我們：便後必須洗手！衣服穿久了也要勤洗洗。（“凡如廁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著衣既久不免垢膩，須要勤於洗洗。”——《童蒙須知》）清人李漁也認為，用香皂洗澡、茶水漱口，這都是應該的。（“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閒情偶記》）看到沒，古人早就懂得保持個人衛生的重要性。
古人用什麼洗手？
沒有像現代花樣百出的清潔產品，無所謂，古代人很早便開始運用天然資源洗臉洗手了。先秦時期，淘米水曾被當作洗滌用品，稱為“潘”。而在穀物並不富足的年代，淘米水對普通人家來說可謂奢侈品了。有的地區，用“草木灰水”和著衣物進行清洗，可以去油汙（《禮記·內則篇》）。
為了提升清潔效果，古人尋找到了一種更為廉價的洗滌物質——皂莢。皂莢是一種頗為講究的洗沐用品，在南北朝時期的南朝率先開始流行，上層貴族洗浴時都用。除了作為洗滌用品外，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還將其視作一種中藥材，稱皂莢可以醫治咽喉腫痛、小便淋閉、胎衣不下等幾十種疾病。作為一種純天然肥皂，皂莢在古人所用洗滌用品中存在時間最長，一直到今天，偏遠農村中還有人用皂莢代替洗衣粉來洗滌衣物。
古代是否有人工合成的洗滌用品？答案是肯定的，澡豆就是其中之一。南宋劉義慶曾把晉武帝女婿王敦不識澡豆一事，當作笑話寫進《世說新語·紕漏》中。講得是士族出身的王敦，在剛娶晉武帝的女兒舞陽公主時，上完廁所出來，婢女舉著盛水的金澡盤，用琉璃碗盛著澡豆，本意是讓他洗手用的，王敦卻誤以為澡豆是給他吃的，便把澡豆倒進水中飲用，還說是“乾飯”。可見，澡豆在當時是相當高級的洗滌用品，連王敦這樣的大人物都不識。從史料來看，澡豆也確是古代最高級的洗浴用品，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記載了唐代宮廷專用的“澡豆方”。
日本寬政戊午（1798年）千賀芳久精思堂仿乾隆聚珍版活字本的《御藥院方》，其中記載了古人洗手的方子——洗
勤洗澡愛刷牙，宋人如此“講衛生”
古人很早就有愛乾淨、講衛生的傳統，定期洗浴甚至成為一種休假制度。秦漢時，已形成三日一洗頭、五日一沐浴的習慣，以至於官府每五天給大家放一天假，被稱為“休沐”。而唐代是最喜歡洗溫泉的，尤其是唐明皇和楊貴妃，對洗溫泉可謂情有獨鍾。
圖為宋代《妃子浴兒圖》(現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北宋名臣蒲宗孟以愛好洗澡聞名，規矩甚是講究，還有“小大澡浴之別”。據記載，他隔一天一小澡浴，用水三斛，使用僕人五六名;隔兩天一大澡浴，用水五斛，使用僕人八九名（據《宋史·蒲宗孟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修邊幅，常年不洗澡，身上長蝨子，衣服就更不用提了。葉夢得《石林燕語》曾將王安石“經歲不洗沐”作為一件怪事加以記述，
表明洗澡在當時中上層人士中已經成為一種起碼的衛生習慣。而公共澡堂的出現，則是在宋朝以後，與之共生的一種職業，就是搓澡的。王安石不好洗沐，作為好友的吳充、韓維看不下去了，便定期相約王安石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換新衣。古人重諾，在約束之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衣服也換得勤了，個人衛生有了很大的改觀。
南宋時，經營浴室的商人組成行會，稱“香水行”。此外，各大寺院也經營沐浴業，有些還特別設置了“湯池”（即溫泉）。詩人蘇軾就曾在安國寺沐浴，還和其子蘇過一起享受過增城(今廣東增城)白水山佛跡院的“湯池”。
不過，當時不少大戶人家會在家裡建浴室，客人遠道而來，主人往往會請客人先泡個澡，待洗去身上的塵埃，再開始設宴款待。在宋代，夏天是每晚必洗澡的，即所謂“每暑夕浴”。囚犯按規定，夏天也得5日一沐浴。而在不少南方少數民族地區，都有在江河中洗澡的習慣。
圖為《華清出浴圖》(清代康濤繪)
除了對洗澡情有獨鍾外，宋代人大多重視口腔衛生，不少人堅持早晚刷牙。牙刷的使用在當時已經比較普遍，臨安街市上有售“刷牙子”，即牙刷，用“馬尾之毛”製成。金子巷口還有一家“傅官人刷牙鋪”，則是專門銷售牙刷的商店(《夢粱錄·諸色雜貨、鋪席》)。此外，宋代還有揩牙粉、固齒藥，以及“以補種墮牙為業”(《劍南詩稿·歲晚幽興》)的醫生，專門替人鑲補牙齒。據記載，有人“早晚揩牙”，結果“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疏豁，亦無風蟲”，並且“食肉尚能齒決之”。在宋代，想要保護好牙齒，辦法還是很多的。為保持口腔衛生，士大夫還會用雞舌香，避免口臭。
宋代的牙刷，已經有現代牙刷的雛形了
古人對城市衛生的重視，超過你的想象
在古代，瘟疫是隔幾年就會來一次，雖然古代人對疫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難以從機理上全面揭示疫病並提出科學的防疫措施，但一次次的實踐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保持良好的周圍衛生環境，同時注重自己的個人衛生，是可以減少瘟疫傳播的。
早在商代，人們已經制訂出了處理垃圾的法令。如果居民將垃圾傾倒在街道上，就會受到斬手的嚴厲處罰。這一立法，維持到秦代。商鞅制定的秦律規定：“棄灰於道者刑。”唐代時，官府同樣會懲罰亂扔垃圾的人，比如打六十大板之類，只不過不會再像先秦時那麼殘酷了。如果有關管理部門沒有履行職責，將同樣獲罪並受處罰。
在經濟文化、精神文明發展登峰造極的宋代，則出現了專職的環衛工人，而保持良好的公共衛生、家庭衛生，早已成為一項“全民行動”。為了搞好並保持城市清潔衛生，官府主要抓兩條：一條是垃圾及糞便的處理，另一條是避免城市飲水汙染。
宋代臨安街頭，每天都有專人負責掃街、盤垃圾，這些環衛工可以領到月薪“錢二千，青衫子一領”。城市裡建有公共廁所，大戶人家有私用坑廁，小民小戶“只用馬桶”。由於糞便是極好的農用肥料，各家住戶都有固定的出糞人，他人“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至因此打官司，“經府大訟，勝而後已”。這些城市中的垃圾、糞便，另有專門的船隻負責搬運處理。不僅如此，每到新春時節，官府還會派人挨家挨戶疏通溝渠，並負責將道路汙泥“搬載鄉落空閒處”（據《夢粱錄·諸色雜貨》《夢粱錄·河舟》）。到過臨安城的馬可·波羅曾感嘆這裡街道的乾淨、衛生，“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杭州一直有一批以開掘西湖為職責的士兵，負責保障城市飲水安全。他們“專一撩湖，無致湮塞”，保證西湖“無垢汙之患”。與此同時，官府出臺嚴令：無論官民，在西湖中“不得拋棄糞土”、“穢汙填塞湖港”，“或有違戾，許人告捉，以違制論”。
家庭衛生除了必要的清潔外，宋代各家各戶還會想盡一切辦法驅蚊、去蝨、捕鼠、治蟻。宋時有不少地方蚊蟲頗多，為防止蚊蟲叮咬，有條件的人家點蚊香，燻蚊蟲，臨安城中以出賣“蚊煙”為職業的不下數十人（《武林舊事·小經紀》）。為了清除蚤蝨，人們大多采用藥用植物。如，將芸草“置書帙中即無蠹，置席下即去蚤蝨”；去除蚤蝨的辦法，還有以手捕捉、煮衣釜中、熨斗烙殺等記載。滅鼠主要靠養貓。 臨安城中“養貓”很普遍，並有專門以提供貓食為職業的人。除了貓捉耗子外，臨安城中還不乏賣“老鼠藥”的“小經紀人”。
城市發展起來之後，如何處理“不事稼穡”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汙穢之物，成為頭疼的問題。唐宋時期，出現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糞便並販賣到鄉下為職業的人，還有人因此成為鉅富。
明清時期，糞土貿易更不必說。清乾隆時期來訪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成員斯丹東爵士，在其所撰的訪華見聞錄中寫道：“中國人非常注意積肥。大批無力做其他勞動的老人、婦女和小孩，身後背一個筐，手裡拿一個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兩邊，到處尋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廢物……中國人把這種糞便積起來，裡面摻進堅硬壤土做成塊，在太陽下曬乾。這種糞塊可以作為商品賣給農民。”有了這種經濟槓桿，大量的糞便垃圾處理就不再是困擾城市環境衛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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