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即佛教全書，將佛教的經、律、論三藏按類彙編成冊，形成《大藏經》。佛教在不同地區的傳播過程中，其經典譯成不同的文字，並有了不同文種的《大藏經》。其中，北傳大乘佛教中。以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最為著名，而其他文字的《大藏經》往往是這種兩種《大藏經》的翻譯。藏文《大藏經》在編纂分類及內容方面自有特色，分為兩大部分：《甘珠爾》和《丹珠爾》。“甘珠爾”意譯為”佛語的翻譯”，”甘”指佛語，即佛講說的一切顯密經典，”珠爾”意為翻譯，”甘珠爾”也可簡譯為”佛語部”。因此，《甘珠爾》中所收均是顯密佛經和律，即經藏和律藏。”丹珠爾”意譯為”論典的翻譯”，指印度的佛教大師所作有關顯密論著，是對佛語部的進一步解說和詮釋，因此，也可簡譯為”論說部”。《丹珠爾》所收以印度佛教大師的著作為主，兼收部分前弘期吐蕃王朝時期的吐蕃佛學家的著作，而不收後弘期藏傳佛教各派大師的著作。
一、《甘珠爾》、《丹珠爾》的編纂及版本
藏文佛教經典的翻譯，在傳統的藏傳佛教史著作中，以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時期為開端，即公元七世紀。從公元七世紀到公元九世紀朗達瑪滅佛前，近二百年時間是藏文佛教經典翻譯的第一個重要時期，也就是前弘期。這一時期的翻譯以顯宗為主，包括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大部分顯宗經典已翻譯成了藏文。前弘期的譯經主要譯自於梵文，有一部分是法成等人從漢文翻譯的。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是藏文佛教經典翻譯的第二個重要時期，翻譯以密宗經典為主。吐蕃王朝時期的翻譯是在政府的組織下統一進行的，而十一世紀後的翻譯大都是分散進行的。
十四世紀以後，因印度本土的佛教衰落，源頭無水，西藏的譯經活動漸趨停頓，間有翻譯，也是少量的。據《佛教史·大寶藏論》（該書成書於1322年，元至治二年）一書統計，到西藏傳教的印度等地的佛教學者有九十三人，前後弘期的譯師有一百九十二人，而其中自仁欽桑波起的後弘期譯師有一百三十七人。當然這個數字並不精確，因布敦以後還有多位譯師，而布敦本人也未計人其中。若將清代初期敏珠林寺的譯師達瑪室利以前的均統計在內，有二百二十二位譯師。《甘珠爾》和《丹珠爾》是眾多譯師的心血結晶，再加歷代信徒的精心呵護，使藏文佛教經典得以流傳。尤其是在後弘期，雪域各地的地方勢力，無論是教派和家族結合而實施政教合一者，還是割據一方的土司，均不遺餘力地支持佛教，自然包括對佛教經典的刻印和抄寫。
《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編纂整理也經過了許多代學者的努力，才日益完善。吐蕃時期編寫的三大目錄，應是藏文《大藏經》的雛形。吐蕃時代的譯經和編目，基本上保存至後弘期，是後期學者編目時的重要參考。十一世紀，後弘期在衛藏傳播”下部律法”的魯梅·慈成喜饒等編寫過《顯密經典分類和並列目錄》，開創了後弘期編目之先河。十二世紀，藏傳佛教在西夏境內十分風行，藏文佛經受到重視，仁孝乾祜二十年（1189年）印施西夏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御製發願文中，記有在大法會上”唸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之事。其中西番藏經指藏文經典，番藏經指西夏文經典，顯然西夏也流通一種藏文《大藏經》，但具體內容不詳。
在西藏最早編纂《甘珠爾》、《丹珠爾》的是後藏的納塘寺，該寺屬噶當派，十三世紀時與薩迦派關係密切。卷丹柔貝熱止是納塘寺藏文《大藏經》的編纂者，他早年在納塘寺經院學法，拜納塘寺住持角敦巴為師，後學業有成，為納塘寺的著名學者，著作有十六函之多，弟子有衛巴洛色絳曲益西、嘉央巴等人。其弟子嘉央巴因曾裝鬼驚嚇上師，遭到卷丹柔貝熱止的嚴厲訓斥，在納塘寺難以駐足，只好前往薩迦寺。1312年嘉央巴受到元朝皇帝普顏篤的迎請，作為應供上師駐錫於大都。期間，嘉央巴給卷丹柔貝熱止寄來墨、紙張等眾多資具，作為編纂《大藏經》之用。
卷丹柔貝熱止在衛巴洛色絳曲益西、譯師索南沃色、江若絳曲本等人的協助下，廣泛蒐集藏文譯本，並進行整理、彙編、校勘和抄錄等工作，經過數年努力得以完成，將抄寫完畢的全套《甘珠爾》和《丹珠爾》供奉於嘉拉康殿。卷丹柔貝熱止編寫了《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目錄，其中《甘珠爾》目錄稱為《甘珠爾目錄·日輝》。衛巴洛色又編寫了簡目。納塘本是最早編成的《甘珠爾》、《丹珠爾》，從此起抄寫、供奉《甘珠爾》、《丹珠爾》成為一種風尚。
薩迦、蔡巴等紛紛供奉納塘本《甘珠爾》和《丹珠爾》。蔡巴·貢噶多傑擔任蔡巴萬戶長時期，邀請布敦大師以納塘本《甘珠爾》為底本，進一步校勘、整理，貢噶多傑自己編寫了《蔡巴甘珠爾目錄》，並以混合的金銀粉抄寫了一部《甘珠爾》，計有二百六十函，世稱《蔡巴甘珠爾》。布敦大師住持夏魯寺時，對納塘本《丹珠爾》進行校勘，完成夏魯本《丹珠爾》等方面的史實，亦如前文所述。一直到十五世紀初，藏文《大藏經》仍以抄本傳世，以上述納塘本等為底本，轉抄成澤當、貢嘎、丹薩替、江孜等眾多抄本，幾乎各大寺院均有供奉。抄本《大藏經》在紙張、書寫等方面非常講究，往往用貴重金屬如金、銀並加各種珠寶粉末來繕寫，字體工整精美，極具藝術觀賞價值。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重視藏傳佛教的社會功用，大力扶持藏傳佛教，於1410年在內地刻印了藏文《甘珠爾》，並贈送給藏傳佛教界的領袖人物噶瑪巴、大慈法王等人。”永樂《甘珠爾》”是藏文《甘珠爾》的首次刻印，對其保存和流傳意義深遠，《如意寶樹史》中說永樂《甘珠爾》是銅版印刷。公元1605年，明朝萬曆年間，在北京嵩祝寺番經廠，再次刻印了《甘珠爾》，被稱為”萬曆版《甘珠爾》”。《如意寶樹史》中認為明代內地刻印的《甘珠爾》，均以《蔡巴甘珠爾》為藍本。明末清初，雲南麗江木土司索南熱丹在麗江刻印了全套《甘珠爾》，同樣是以《蔡巴甘珠爾》為藍本。後來，這套《甘珠爾》經版搬到了裡塘寺，稱為裡塘朱印版，但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被清兵燒燬。
進入清代之後，藏族地區出現了多種《大藏經》木刻版。1721年，安多卓尼（今甘肅省甘南州卓尼縣）土司摩索貢布（漢名楊汝松）出資刻印《甘珠爾》，以裡塘版、南京版和西藏手抄本為底本，經過全面的校訂後雕版印刷，歷時九年，至1731年刻完全部經板，費用計白銀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兩。《大藏經》的刻板印刷費時費工，而且耗資巨大，非強有力的地方勢力支持，則難以完成。
公元1730年，在總理西藏政務的頗羅鼐·索南多傑的資助下，以《蔡巴甘珠爾》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爾》，供奉在納塘寺，稱納塘版《甘珠爾》。1741年，又刻印了《丹珠爾》，同樣供奉於納塘寺。
1737年，德格土司丹巴次仁擔任施主，刻印了《甘珠爾》和《丹珠爾》，1744年完成，被稱為德格版。其中德格版《丹珠爾》目錄由著名學者慈成仁欽（1697—1774）撰寫，名為《藏譯一切智者日親教義論疏全集·永布法施奇源·普蔽盛世福雲·精彩史話·漲潮新月》，簡稱《德格丹珠爾目錄》。慈成仁欽，精通五明之學，三十四歲任德格印經院主校，參與德格《大藏經》的校勘事務，被人尊稱為”續欽”（意為”大校訂者”）。該目錄編寫的形式是：”書名——著者——譯者”或為”書名——著者——卷數（或品數、頌數）——譯者”。如：”《大乘莊嚴經論之解說》，阿閣梨世親著，計為三千六百頌，印度堪布釋迦桑哈和大校訂者、譯師貝孜等人譯。”德格版《大藏經》因校勘精細，印刷精美，字跡清晰，紙張質量上乘，在藏族社會享有極高的聲譽，在眾多版本中流傳最廣。
1753年起，卓尼土司丹松次仁（楊聲）組強人力刻印《丹珠爾》，成立了專門的刻印機構，設總管二人，副總管三人，下有寫版工五十人，畫卷首佛像及負責校對的十人，刻板工三百餘人，至1772年告竣。目錄由第二世嘉木樣·久美旺吾撰寫，名為《善逝教義之論疏丹珠爾目錄·如意珠鬘》，簡稱《卓尼丹珠爾目錄》。
除以上版本外，尚有北京版、庫倫版、拉加寺版、昌都版、不丹版等多種版本。1950年，日本將北京版《甘珠爾》（康熙版）、《丹珠爾》（雍正版）影印出版。1980年，德格版在美國再版流通。1991年，臺灣南天書局出版了美國學者巴博主編的藏文《西藏大藏經》。1986年在成都成立藏文《大藏經》對勘局，組織專家學者，校勘、審定《甘珠爾》、《丹珠爾》，已完成《丹珠爾》的對勘任務，其中部分已正式出版，名為《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各種版本的函數、部數不盡一致，以德格版為例，《甘珠爾》計有一千一百一十四部，《丹珠爾》計有三千五百五十九部。二、藏文《大藏經》的其他文字翻譯及研究
自公元十一世紀之後，藏傳佛教以衛藏地區為中心，出現繁榮景象，並開始向四面輻射，藏傳佛教經典遂流佈他處。其中，經河西走廊傳向蒙古高原，是最為主要的傳播路線，從而形成信仰藏傳佛教的另一大區域。
十二世紀中後期，藏傳佛教在西夏境內一片興旺，深得西夏皇室的敬重和支持，藏傳佛教的數位大師被尊為帝師，位居西夏諸僧之首，如賢覺帝師、玄密帝師等。從河西走廊到賀蘭山脈都有弘揚藏傳佛教的道場，而且有大量的藏文顯密經典譯成了西夏文，包括藏傳佛教薩迦派、噶舉派部分祖師的著作。譯為西夏文的藏傳佛典，如《聖般若波羅密多經》、《佛說聖大乘三皈依經》、《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大密咒受持經》、《不動總持》、《聖頂尊相勝母供順》等，其數量巨大，幾乎涵蓋藏傳佛典的各個方面。
但因這些西夏文佛經流失海外，從藏文翻譯過的經典數量、顯密種類等問題尚無圓滿的答案，而只能存疑。國內近年來發現的一些西夏文經典中，多有譯自藏文的，如1991年8月出土於寧夏賀蘭縣拜寺溝西夏方塔中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計有九冊，屬木活字版印本，從題記知該經譯自藏文，屬藏傳佛教密宗經典。除譯為西夏文外，藏文經典在西夏境內還譯成了漢文，如《佛說聖大乘三皈依經》、《聖大乘勝意菩薩經》等，以及噶舉派大手印法類的經典，收在《大乘要道密集》中。西夏時期，藏文經典已大規模地翻譯成了其他文字，經典的翻譯推動了藏傳佛教的傳播。進入元代，如前文所述，部分藏文顯密經典陸續被譯成蒙文、漢文等文字。
藏文《大藏經》的完整翻譯在明末清初。十六世紀，第三世達賴喇嘛與俺答汗在恰卜恰會面，俺答汗選擇了藏傳佛教信仰，再加上第三世達賴喇嘛親赴內蒙傳教，藏傳佛教很快席捲了蒙古高原。隨著佛教的傳播，佛教經典又開始翻譯成蒙文，而經典的翻譯對藏傳佛教在蒙古的生根開花是至關重要的。1586年，哈喇慎部著名譯師阿玉錫固錫創制了蒙古文”阿里嘎裡字母”，以便翻譯梵音，他還創辦了培養翻譯人才的學校，在他的主持下許多藏文佛經翻譯成了蒙文。1604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分注重佛教經典的翻譯，召集貢噶敖德斯爾等三十三名學者，繼續翻譯《甘珠爾》中未譯完的部分，並對舊譯重新校訂，至1629年譯完整套《甘珠爾》，並用金字繕寫
。1717年，康熙皇帝命淨住寺達喇嘛烏拉特顧實畢力袞達賴、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門二等侍衛喇喜等人，重新校勘舊譯《甘珠爾》，後彙編為一百零八函，並組織人力刻印，至1720年全部木刻印刷。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負責將《丹珠爾》譯成蒙文，章嘉國師會同噶爾丹錫勒圖呼圖克圖、達顧實阿克旺丹丕勒、唐古特官學總督袞布扎布、西黃寺札薩克喇嘛卻丕勒多爾濟、隆福寺札薩克喇嘛丹森卻德爾等近二百多名蒙藏學者，從事這一浩大的翻譯工程。為了提高蒙文翻譯的質量，制定標準、統一的術語，章嘉國師奏請皇上同意後，著手編寫蒙藏兩種文字對照的字典，題為《正字賢者之源》。
該字典按般若、中觀、上下對法、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學、聲韻學、工藝學、醫學等分類，蒐羅廣泛，譯名準確。章嘉國師還制定了譯經規則和範例。七世達賴喇嘛對此讚揚說：”我亦曾見到大成就者章嘉活佛為有利校訂譯稿而編成的正字法字典，它可以和從聖地印度把佛經首次譯成藏文時符合法王譯師們心意的《語合二章》和《翻譯名義集》等著作相媲美，受到大眾讚譽。”從1742年至1749年，經七年時間，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其中不少經卷前人已有翻譯），計有二百二十五函，並刻板印行。乾隆皇帝對《丹珠爾》翻譯的完成，大加讚賞，向眾譯者頒賜獎品。
乾隆皇帝晚年又讓章嘉國師負責，將蒙文《甘珠爾》譯成了滿文。《章嘉若必多吉傳》講當時在京喇嘛中選擇了通曉語言文字者，與幾名學識精深的和尚一起開始翻譯。每譯著完一函，由章嘉國師詳加校審，並進呈皇帝審閱。乾隆悉心審閱後，還更正一些有疑惑及不妥當之處。經過多年，才全部譯成。但是，上述《傳》中缺乏有關翻譯詳情的記述。
近代以來，藏文《大藏經》各種版本被日本、美國、法國等國收藏，並展開了相關研究。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編纂有《西藏大藏經甘殊爾勘同目錄》（甘殊爾即甘珠爾），將北京版《甘珠爾》勘同現存的梵本、漢譯本等編成目錄，分為秘密部、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戒律部等六部。日本學者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等編纂有《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附索引》，1934．年刊行，以德格版《大藏經》和漢譯《大藏經》之間逐一勘同而成。日本壬生臺舜著有《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爾分部比較表》（1959），河口慧海出版有《奈塘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目錄》。丹麥學者哈爾著有《德格版和拉薩版甘珠爾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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