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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也有，但是要说是经济危机的话，还得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来衡量比较客观全面一点。下面9张图就是历史上的世界经济危机一览。
看世堺
如题，基本上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经济混乱的危机时刻，每一个朝代的崩溃，必然带来的是经济的紊乱。下面我门来聊聊比较有代表性的古时朝代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
一是三国时期的货币危机，此时是中国古代最严重的货币危机之一。董卓时期汉末桓、灵帝时买官鬻爵，钱货流通混乱不堪。董卓执政时，不仅抢掠皇室珠宝、百姓财物，而且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干脆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形，并捣毁秦时国家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铸造小钱。小钱直径1.2~1.5厘米，重0.5~1克，同样也刻有“五铢”字样，后人因为它字体模糊，嘲笑这种钱为无文钱。
据史记载：《后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记载：“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物价飞涨，谷一斛数十万，很多百姓一生积蓄不够买一石粮食，只得易子而食，情状惨不忍睹。
2、曹丕时期
曹操担任丞相时，为了平抑物价，重新起用了足值的五铢钱，并广开屯田，建设水利，恢复了稳定局面。
曹丕登基后，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但他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
黄初二年（221），曹丕以谷贵罢五铢钱。以谷、帛为“货币”，这种复古的“货币”让百姓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交易全是坑蒙拐骗。尽管朝廷的奖励、粮饷还是谷、帛，但是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回去原始社会那种以几只羊兑换几头牛的等价交换的日子。
3、东吴时期
在嘉禾五年（２３６年），孙权强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货币值五百枚五铢钱。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孙权所铸的大泉五百，直径约３厘米，重约７．８克，而随后，孙权觉得这种货币面值还是太小，在赤乌元年（２３８年），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货币，据《通典》记载，大泉一千，直径约３．２厘米，重约１０．４克。即实际上只等于３．２个五铢钱的大泉一千，被强制实行兑换１０００个五铢钱。
赤乌九年（２４６年），孙权府库充盈，钱财丰厚。百姓却抵挡不住这样的剥削，无以存活，暴动不断。糟糕的货币政策、连年的征伐使得吴国国库枯竭，而且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看那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了）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自己，人民苦不堪言。这也是最终被魏国吞并的一部分原因吧。
二、王莽新朝：货币改革导致危机而亡国1、第一次币制改革
“届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
一枚契刀五百重约16-17克，币值折合五铢钱500枚，五铢钱等于贬值1/120。一刀平五千俗称“金错刀”，含嵌在阴刻一刀钱文内黄金，币重29克，却值五铢钱5000枚，五铢钱等于贬值1/710，传说中莽币甚至还有国宝金匮直万，币值虚高令人咋舌。王莽以惊人的低成本掠夺人民巨额财富。
2、第二次币制改革
“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殊钱，另作小钱，与大钱1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
3、第三次币制改革
“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
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
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昔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4、第四次币制改革
“地皇元年（公元20），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虽然较前三次币制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由于王莽政权倒行逆施，人民拒用新朝币，商贸流通倒退到以物易物原始交换方式，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最终王莽的货币政策导致他的政权走向垮台。
三、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
宋朝社会经济较为发达， 但军事上长期处于防御挨打局面,军队庞大而积弱，官吏众多而低效，政府开销名目繁多又无节制，“冗官”“冗兵”“冗费”使得宋朝从立国不久，就陷入财政危机的深渊中，直到亡国而不能自拔。
1、交子
通过发行交子（中国的第一张纸币，自行百度脑补），政府不但在瞬间拥有了数倍于本金的货币购买力，而且还可以获得“纸墨费”的利润。宋神宗时，规定每届发行的交子可以使用两届。这意味着市面上流行的交子总额增大了一倍。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货币贬值。
2、钱引
到宋徽宗时期，国家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于是进行了纸币改革。从 1107 年到 1109 年，短短三年时间，停止了原先流行的交子，改用称为“钱引”的新纸币。朝廷拿着“钱引”代替铜钱给老百姓，老百姓却不能用钱引从朝廷兑换铜钱。换言之，朝廷的钱引是只出不进。由此造成社会上钱引越来越多，贬值得比交子还要厉害。
3、会子
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入侵，国土糜烂。南宋渡江后，赋税来源减少，财政能力进一步下降。于是宋朝又发行了称为“会子”的纸币。从理论上，宋朝政府为“会子”建立的发行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随着与金国战争的持续，很快这些体制都被政府自己打破。滥发钞票、钞票贬值的闹剧又一次上演。
在此期间，政府为了稳定金融，也曾多次拿出库存的金银铜铁，将贬值的旧会子以一定比率收回。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勉强规避纸币全盘崩溃的风险。不过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会子”已经贬损得被大多数老百姓拒绝接受了。国家法定货币成为废纸。
宋都御史
经济危机，通常是指人类进入商品社会后，因生产和消费平衡被打破，出现大规模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体系崩溃的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导致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一战前接连三次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导致欧洲各强国间矛盾激化，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是迄今破坏力最大的经济危机。二战后，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经济危机出现周期性不明显的现象，1973年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一度被称作“最后的经济危机”。但在“后工业时代”，1971年到1973年间，美元与黄金脱钩，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货币浮动汇率制，由此开始了金融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危机周期”悄无声息地杀出，美国“黑色星期一”、拉美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之后迅速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股市汇市一路下跌，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萧条。；从2008年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开始算起，世界经济危机和低迷已持续近十年。虽然这十年间某些国家经济有所恢复，最大经济体美国也经历过一段小阳春，但总体上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危机后续影响之中，远未复苏，更不用说重新进入繁荣轨道。此次经济金融危机是战后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因种种原因与外部经济圈隔绝，并未受到上世纪80年代前历次全球性危机明显波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虽遇到坎坷波折，但多表现为“内生性”，游离于全球性危机之外。像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被公认“受影响不大”。后来的“次贷风暴”，中国仅在危机之初受到一定冲击。中国在最近200年多灾多难，也因此从国内外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国政治稳定，内部有强大凝聚力，外部影响能够控制。尤其是政府层面措施有效，打造了一道防范危机的“经济长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国家崇信“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概取消，结果经济崩塌、停滞。而中国没有完全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是改革开放前经济长期滞后所致，却让中国拥有更大的经济缓冲余地，从而令“危机周期原理”难以起到明显作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打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没有“独善其身”。当东南亚国家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几乎全军覆没时，当时的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顺势大幅贬值日元，使得东南亚国家雪上加霜，而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坚定地表示中国金融和国企改革的进程将继续。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危机，而且当其他国家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对它们的稳定和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1997年和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当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到2000年以后，东亚经济又开始恢复蓬勃发展，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在危机发生后，我们还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经济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很快推出四万亿经济计划，并且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恢复了经济增长，并且拉动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
中国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中国底气”“中国能力”和“中国经验”，共同构成了中国几十年来未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关键密码。
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个类比：一个人为什么从来没有生过大病？
没错，首先他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中国，正是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练就出一副硬朗的身子骨。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底气”。
这份底气，首先来源于现实中取得的发展成就。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
观察这几组关键数据，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竞争力获得大幅提升，中国建立了基本稳定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工业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空间和潜力依然广阔。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潜力，确保了当外部风险和危机来临时，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这正是中国经济的韧性。”
可以说，正是这份仍在不断孕育增长着的现实底气，成为了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不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撑。
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一定有其根本的原因，这个根本底气又在哪儿？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欧美市场经济体系的所有制缺陷。同时，我国拥有强大的国家协调能力，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因此，正是现实底气和根本底气的日益夯实，让中国在自身的发展变革中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蹄疾而步稳地走到今天。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类比：一个人从来没有生过大病，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更要有及时治愈感冒、发烧这样小病的能力。中国，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过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同样多次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例如，1988年和1994年前后出现过的较大规模通胀；1991至1994 年伴随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而呈现的资本外逃风险；同时，1997年和2008年的外部金融危机也对中国贸易、金融等领域造成了一定冲击。不同的是，中国总是能够化危为机，实现自身的结构改革和转型发展。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创造了令全球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确保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等方面，中国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与西方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有本质差别。首先，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计划性，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同时，中国的宏观调控不是单纯的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社会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整体失衡。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一次次防范风险、应对挑战的磨砺中，中国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日益显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有句谚语这样说：好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在防范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的主动作为，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更为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一些好经验。
在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要练好内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同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夯实应对风险的发展基础。
最后，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融入世界。在竞争与合作的历练中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
当然，中国经验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拓展。
张茉楠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则提出了三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叫“望远镜”。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这不是一个短周期，一定伴随着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整个历史发展周期，所以中国要有长期的发展战略眼光，保持好战略定力。
第二个视角叫“透视镜”。全球格局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多重利益纠葛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拨开云雾见天日，通过改革和开放深度洞察真伪命题，以敢于创新、勇于变革的姿态迎接挑战。
第三个视角叫“显微镜”。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时，要善于见微知著和化危为机，抓住恰当时机遏制风险蔓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这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