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因受到疫情影響，工業製造、餐飲旅遊、交通運輸等行業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相反，對於自始至終戰鬥在抗疫一線的生物醫藥行業來說，由於抗疫醫藥物資、新冠檢測試劑、新冠疫苗研發等需求的拉動，眾多醫藥企業因此獲益，業績成倍增長。其中不乏被專家們點名的，生產雙黃連、連花清瘟以及複方板藍根顆粒的相關企業。受種種利好影響，今年以來醫藥板塊股價整體走高。
然而，風光之下，自有陰霾。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醫藥行業虧損總額達130.4億元，已超2019全年虧損總額的80%。顯然，疫情帶火的，只有那一小部分的藥企，絕大多數藥企，在今年的日子都不是那麼好過。
醫藥企業在業績承壓的同時，還需要面臨洶湧的高管離職潮。據時代數據統計，截止2020年10月31日，今年已有72家A股上市醫藥企業公佈了核心高管（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的變動公告，涉及95人，其中包括3位公司實控人。
醫藥製造業變動最大
據時代數據統計，這72家醫藥上市公司主要來自三個細分行業，其中，公司數以及人數最多的是醫藥製造企業，共計47家公司，涉及核心高管66人；其次是醫療保健行業，有14家上市公司，17位核心高管變動；再之後是生物科技行業，公司數量達到11家，核心高管變動達12名。
生物醫藥行業，特別是醫藥製造業公司高管的劇烈動盪，離不開近年來各類醫保改革政策的推行。而帶量採購政策，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2018年9月，我國首次從國家層面組織開展藥品試點集中聯合採購，拉開了我國醫藥行業整合的序幕。帶量採購是指一種新的招標方式，從通過了一致性評價（即仿製藥須與原研藥療效及質量一致）的仿製藥對應的通用藥品中篩選試點品種入選，國家組織開展藥品集中採購試點。
伴隨著帶量採購政策落地的，是藥品的大幅降價、以及醫藥企業銷售模式的轉變。過去，製藥企業為將產品打入市場，需要支付大量的營銷費用，而這些營銷成本最終轉移到了患者與醫保上，醫保支出也隨之增加。而帶量採購大幅削減了這部分費用，藥品成本也逐漸迴歸到相對合理的水平。
在帶量採購政策的影響下，醫藥企業過去“躺著掙錢”的好日子已是一去不復返。這些醫藥企業若想繼續保有市場份額，就必須轉變發展策略，集中開發高附加值的創新藥。而在藥企轉型的過程中，核心高管的劇烈震盪也就無可避免。
18家藥企核心高管離職2人及以上
一家公司若同時出現多位核心高管離職，必然會對公司未來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據時代數據統計，在這72家醫藥上市公司中，有14家藥企的核心高管離職人數為2人；有3家藥企的核心高管離職人數為3人，包括東北製藥（000597）、海翔藥業（002099）以及藥企巨頭復星醫藥（600196）；而今年核心高管離職最多的藥企是“老字號”九芝堂（000989），共有4人離職。
近六成高管在任時間不到3年
藥企核心高管層的劇烈動盪，也能從在任時間中看出一二。經時代數據梳理，在95位離職的藥企核心高管中，在任時間不超過3年的人數為53人，佔總數的55.8%。
其中，在任時間最短的是號稱“中藥老字號”的太安堂（002433）前副總經理、代董事會秘書張葉平。4月15日，太安堂發佈公告稱，於近日收到公司副總經理、代行董事會秘書張葉平女士的書面辭職報告，因個人原因，張葉平女士申請辭去公司副總經理、代行董事會秘書職務。
時代數據調查後發現，張葉平女士自今年2月份上任，再到4月份離任，任期僅有短短的2個月，且離職時間恰好在太安堂發佈2019年年報之前。
4月24日下午，太安堂披露2019年年報。年報顯示，太安堂2019年實現營業收入40.13億元，同比增長21.05%；淨利潤0.96萬元，同比下降64.53%。而在2017年~2018年期間，太安堂的淨利潤分別為2.90億元、2.71億元，已有逐年下滑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家醫藥製造公司，太安堂在研發費用的支出並不高：據時代數據調查，2019年，太安堂研發費用僅有2426.15萬元，相比於同類型企業同仁堂（600085）同期在研發方面投入的1.11億元，太安堂還是顯得太過“小氣”；而在銷售費用方面，2019年，太安堂為此支付了5.11億元，同比增長14.5%。
不難看出，太安堂在國家實行醫保改革後，並未能夠轉變發展策略，轉而研製高附加值的創新藥，而是繼續加大營銷方面的投入，效果自然不甚理想。而像太安堂這樣“守舊”的藥企，又還有多少家呢？
藥企高管離職的真正原因
這些核心高管又是緣何離職？時代數據試圖從藥企的公告中找出答案。
時代數據在對這95位核心高管工作的變動原因進行梳理後發現，因“個人原因”離職的核心高管數量最多，達到51人，超過50%，可見，“個人原因”依舊是離職緣由中的“萬金油”；其次是“工作調整”，有37位核心高管的職務由此發生變動；排名第三的是“退休”，僅有4人。
時代數據注意到，在這95位核心高管中，有25人在核心崗位離職後，仍在公司擔任其他職務。其中，因“工作調整”離職的核心高管中，有21人仍在公司擔任其他職務，佔比超一半；以“個人原因”為由離職的核心高管中，仍有4人“堅守”。
雖然各家藥企在公告中提到，核心高管離職多為“個人原因”，但從近年來國家對醫保進行的各類改革來看，事實或許並非如此。
一方面，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壽命延長，中國社會逐步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國家衛建委副主任於學軍指出：從2015年到2019年底，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從76.3歲提高到77.3歲。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國家為此所需支付的醫療費用愈發龐大，醫保支出負擔也愈發沉重。
據國家醫療保障局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基本醫保基金（含生育保險）總收入24421億元，比上年增長10.2%；全國基本醫保基金（含生育保險）總支出20854億元，比上年增長12.2%。不難發現，國家在醫保支出方面的增速，已超過收入增速，支出壓力不斷增加。為避免醫保基金出現“穿底”，醫保改革也就勢在必行。由此引發的公司戰略調整、高管劇烈震盪，前文已有提及，此處就不再贅述。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儘管A股醫藥板塊的股票價格一路上揚，但上市藥企的業績並未因此高枕無憂。今年上半年以來，在全部345家A股上市生物醫藥公司中，有 195 家公司營收較去年同期下降，另有167家公司的淨利潤較去年同期下降。
據時代數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在72家核心高管變動的醫藥上市公司中，46家公司營收較去年同期出現下滑；43家公司淨利潤較去年同期下降，僅29家公司出現增長。相較於A股所有藥企，出現核心高管離職情況的藥企，其營收方面出現下滑的比例更高，受到疫情因素的影響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