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思维对克服科学与精神冲突的意义

科学和精神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为什么科学技术如此快速发展, 而人们的精神问题不但未曾减少反倒更加尖锐和突出了呢? 这种非“平行”发展的状况表明, 科技和精神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联系, 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克服这种冲突正是当代精神文化与哲学建设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对此, 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 说未来的历史过程依赖于这一代的结论, 这并非夸大事实。”〔1〕这里, 我们尝试从中国古代的阴阳思维出发提供一种东方的观察视角, 并通过描述中国哲学的某些基本观念和原则, 如“阴阳” “过程” “对立面” “和谐”以及事物双方相辅相成的学说, 寻求摆脱科学与精神之间冲突关系的当代视角, 以恢复古老文化的探新活力。

1 阴阳思维的特征及意义

从古至今, 阴阳思维已经渗透到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由于主张阴阳学说, 在中国古代还出现了阴阳家一派, 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潮中的六大家之一。按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统计, 阴阳家大约有21 家369 篇,其主要代表为邹衍, 以善谈阴阳著称, 曾经兴盛一时。虽然后来阴阳家的著作大多在西汉末年失传,但其影响并未因此消退。

最初,“阴阳”主要指对于日光的向背, 向日者为阳, 背日者为阴。《诗经·大雅·公刘》有云“既景既冈, 相其阴阳” 。西周末年, 太史伯阳父用阴阳的变化关系解释地震的起因, 认为“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2〕, 遂使阴阳成为宇宙观中的基本概念。春秋时期阴阳范畴的使用很普遍, 他们被广泛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特别是作为道家经典的《老子》首先用阴阳说明万物的构成, 讲“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3〕。

而在《易传》里, 阴阳范畴得到了系统的发挥和阐述。《系辞传》中提出“一阴一阳之为道” , 把阴阳上升为宇宙间的基本规律和最高原则。所以, 《庄子·天下篇》中才说“《易》以道阴阳。” 汉代的董仲舒则将阴阳家的一些观点纳入儒学体系, 建立了自己的阴阳学说。此后, 阴阳便通过中国文化思潮中的三个主要系统或“ 宗教” ———儒教、道教和佛教而被广泛阐发和运用。综观整个中国思想史, 阴阳学说大体出现在周末, 兴盛于战国, 成熟于汉唐, 完善于宋明。按照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整理的一般看法, 阴阳原本于混沌一体的太极(太和), 因此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阴阳相感而成其功用并彼此互相转化。

根据古人留下的演示图像, 阴阳符号或太极图是一个完美的圈, 分为两个相等而相反的相互渗透的组成部分。它表明对立面的动态的一致,“主张以平衡的综合、整合分歧到整个圆内的方式和谐地把握相反的事物。”〔4〕

按照阴阳学说, 阴阳是宇宙的基本的(最初的)构成原则。没有它们加入的活动宇宙不可能会存在。所有事物产生自遵循阴阳原则的现实结合体。整个宇宙和它的要素处于阴和阳的相互表达, 不断相互影响的张力状态, 也就是说“阴和阳无所不在”〔5〕。阴阳观念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提供了一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 该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调节科学与精神的冲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像典型的“二者之中择一/或者”的西方思维。阴阳思维提倡“二者/和”的思维, 一种“ 不仅……而且……” 的思维。阴和阳是相关的二极性。它们相互依赖和补充。对于中国的思想, 思想者的任务是基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理念, 综合、调节似乎相互对立的事物。

2 阴阳思维中的互补观念

国外对阴阳宇宙观有两种误解:一是把阴阳看作实体, 如马克斯·韦伯, 就把阴阳看作“两种实体”〔6〕。事实上, 阴和阳在中国思想中即使作为“气”出现的时候也只是一种抽象, 主要指相互作用的功能和原则, 而不是西方人所谓的实体。另一种误解是把阴和阳视为西方观念中对立的两极。正如苏西尔所指出的, 把阴阳理解为二元论是一种曲解,根据这种理解, “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或者是阴、或者是阳。天、光、温暖、男子气、父亲身份、强壮、效率、生命全都是阳。而地球、暗、冷、妇女、母性、病弱、死亡都是阴。”〔7〕实际上, 阴和阳不是绝对对立与不可调和的。相反, 它们互相环绕、互相包含。这是非常接近怀特海对“一”和“多”之间关系的理解的。“语词`多' 预设了语词`一' , 而语词`一' 设定了语词`多' ”〔8〕, 每一极依赖于另一极。没有阴就没有阳, 没有阳就没有阴。例如, 光明与黑暗并非是冲突的, 尽管它们是不同的、相反的。它们的结合构成了圆的全部。同样地,人和自然是相反的, 但并不冲突, 他们相互依赖。他们一起构成了宇宙的美与和谐。

如果我们注意看图中的阴阳符即俗称的“阴阳鱼” , 我们将发现两条鱼, 一黑一白包含在一个圆内,黑的代表阴, 白的代表阳, 各占有一半的空间。圆象征着宇宙,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半的空间象征着阴阳的平等, 意味着一切事物是平等地存在于自身,不存在一个比另外一个优越的问题。两个被包含的鱼表明, 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关联。没有纯粹的阴, 同样也没有纯粹的阳。既没有独立的阴,又没有独立的阳能够被产生。

阴和阳是互为条件的, 它们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最有趣的是每一个鱼有相反颜色的眼睛:黑的鱼有白色的眼睛, 白色的鱼有黑色的眼睛, 这象征着阴阳之间相互包含。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在这个符号后面的哲学是在对立的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不同的事物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在不同的事物甚至似乎是冲突的事物之间有某些联系。面对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拒绝相互沟通加深冲突;另一个是找到某种方式调节冲突。阴阳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原则为科学和精神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了解、相互增进提供了机会, 是一种处理科学与精神之间冲突的非常健康的方式。

3 阴阳思维中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古代阴阳思维的另一重要特征, 这也是克服科学与精神冲突的重要基础。最初的阴阳概念即源于平衡变化与和谐, 两者之间无优劣之分,而是平等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各精神流派都有它们自己不同的重点, 但是他们都承认和谐的首要位置。他们认为, 和谐是充满宇宙的道。对于孔子, “成就和谐是观察礼仪得体(正当)的最有价值的功能”〔9〕。因此,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的核心是和谐的教化。”〔10〕那么, 和谐的意义是什么?

和谐是来自同一性的差异。首先, 和谐包括差异, 而非简单地同一。其次, 和谐使事物存在, 而非不一致。智者更喜欢复杂的和谐而非简单的一致。和谐是建立在教化之上的差异或尊重他者。尊重他者或教化最大受益于差异的和谐, 是全部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相互影响的意识形态。

对精神而言, 宗教领域的和谐并不意味着科学和宗教成为相同的东西。和谐不意味着吞并差异。中国的和谐充分地评价差异。根据中国的和谐观,每种事物在它自身是独特的, 柳树以它们的绿色是美的, 而红色的花以其花的红色是美的。它作为独一无二的事物使这个世界丰富多彩。

科学与精神互相包含, 但同时仍然保持它们自己的不同特点。“世界充满对立面, 但这些对立面是在所有事物或事件中共存的。它们互相需要、彼此赋意甚至相互构成。”〔11〕关键点是寻找“ 恰当的和谐”〔12〕。中国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注是切实与目前西方觉察到的需求相应的, 包括克服科学与精神之间深深的裂痕的需要。我们需要另外的战术来理解科学与精神, 它们能够而且必须被调和吗? 答案是肯定的。

4 阴阳思维中的过程思想

众所周知, 中国的思想更突出过程。阴和阳的观念就表达着“作为过程的宇宙的节律”〔13〕。阴和阳并不是固定的范畴, 而是一起构成转换的、动态的过程。作为复杂的和相互关系的体现, 有一种阴和阳的流动性, 以至于两者相互受益并作为和谐的贡献者。任何固定的解释将背离阴阳理论自身。阴、阳作为对立面相互产生、相互意指。正如乔治·劳莱所说：“道的实在居住在对立面的融合中。”〔14〕这也是为什么怀特海强调:与西方思想相比较, 他的哲学与印度和中国的思想有某种姻缘关系。“一方面使过程成为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使事实作为基本原则。”〔15〕在过程上中国的重点是固有地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终极观的理解上。它不是一个人格的神而是动态的过程。

英语的语词“道” 表示“方式” “途径” 。在英语中, 名词与动词、事物与行为之间有清楚的区分, 然而在汉语中没有如此清楚的界限。因为大量的汉语词汇既充当名词又充当动词。“ 以至于用汉语思维的人在看对象还是事件时困难少, 我们的世界是过程的集聚而不是实体的集聚。”〔16〕作为方式和途径的道的理解形成了中国的过程思维, 根据过程思维,一切事物处在过程当中, 一切事物处在持续不断的转换状态。

中国人对过程的首要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作为方式的道的理解不仅意味着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不急于达到某种终点, 而且保持他们的头脑对其他观念开放。所有这一切为克服科学和精神的冲突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5 阴阳思维中的兼容并蓄

在近代西方世界普遍盛行二元论或二元思维,它使得西方的信众在理解如何克服科学与精神的冲突方面非常困难, 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或者……或者……”的思维方式。正如凯恩格指出的, “通过中间道路处理对立面的观念, 不幸的是我们西方的头脑, 全都缺乏这方面的文化, 还从未发明一种观念,即便是一个名称。”〔17〕

然而, 这种二元论思维在西方的大行其道, 几乎容不得中国的思想。中国的非二元论的思维在“兼容并蓄或相辅相成”的学说中有它的根源, 该学说由庄子提出〔18〕。这个学说表明一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通过超越一个方面, 在观点上总是试图是综合的(全面的)。”〔19〕从这样一种视野出发, 克服科学与精神的冲突就变得极易理解。

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智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初有道” , 道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种更高的意识层面调节对立面的力量。调节对立面为了达到生活方式和较高整合的方式是道的本质。

类似地, 《易经》告诉我们“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看法, 呈现了“殊途同归”的道理。在对非逻辑指控的应答上, 陈苯捷的回答是, 在逻辑上, 一不能是二,而二不能是一。然而, 逻辑的事物存在着矛盾(悖论), 对于生活则不然。生活不只是逻辑, 它比逻辑要宽泛得多。“逻辑几乎不能导致宗教问题的解决。或许是非常渴望一起生活在一个世界共同体中, 渴望维护真诚、谦卑和善的意愿, 它将显示给我们那种方式。”〔22〕在中国, 这种原则得到了普遍认可, 这无疑为克服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总之, 显而易见的是, 中国的阴阳观念对于克服科学与精神的冲突是非常适用的。尽管它没有涉及更多的具体细节, 但对二者关系在当代的争论至少能够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启示, 显示着走出科学与精神关系僵局的一条中间道路。

就当今世界而言, 关于科学与精神关系的讨论仍然固持着二元论“或者……或者……” 的思维模式。和谐远在他们的视域之外。而从中国的有机观看来, 非二元论的中国观念能有助于克服这样一种二元性的思维方式, 为处理科学与精神的冲突提供一种新的非常宝贵的视角。根据该视角, 科学和精神作为人的经验的两种形式互相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知识的美与和谐。正如阴阳一样, 科学与精神也互相领会、互相包容。你可以在精神中发现科学, 也可以在科学中找到精神。它们并非是绝对冲突的, 其中的每一个都预设着另外一个。二者又是平等的。其中哪一个都既不优越于也不低劣于另一个。作为不同的理解模式, 科学与精神相互产生、相互意指。它们是伙伴而不是敌人。每一个把另一个视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它们互相补充、相互增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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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2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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