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是一位比较有作为、有抱负的帝王。在他在位期间，南北朝对峙的格局已逐渐形成。为了收复中原失地，他曾于元嘉年间三次挥师北伐，然而却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第二次的北伐，对江北各地造成的破坏尤大，江南人民也在恐慌震荡中，久久不能平复。
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臣崔浩因在主持修撰的国史中暴露了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史，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诛杀，受牵连的还有不少北方汉族豪门氏族，一时间北魏国内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政局也开始变得动荡不安。
此时的南朝宋在元嘉七年（430年）经过第一次北伐的惨败之后，开始偃武修文，在宋文帝刘义隆的励精图治下，南朝宋出现了被史书称为“盛世”的繁荣局面，国力也是自东晋以来乃至在整个南朝中最为强盛，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元嘉之治”。
“盛世”之下让宋文帝信心大增，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今见有此良机，遂再次提出北伐。此议一处，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纷纷上表赞同北伐。尤其是王玄谟更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之前就曾多次“陈北侵之计”，深得文帝的赏识，文帝曾对大臣殷景仁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王玄谟的北伐陈说，常让宋文帝每念及收复中原的抱负就感到热血沸腾。
然而朝中也有不少反对者，但有意思的是，不同于以往在要发动的战争中，武将摩拳擦掌文臣瞻前顾后的情形，这次的支持者大多是文臣，而武将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则纷纷表示反对。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直截了当的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步兵较骑兵本处劣势，昔日檀道济、到彦之两位名将北伐尚且失利，今王玄谟的才能还能超过他们不成，且军队的实力也没比往日强大，在这么不合时宜的时机下贸然北伐，不是自取其辱吗？
宋文帝不以为然，只让徐湛之、江湛出来和他们争论，沈庆之等人“固陈不可”，最后沈庆之愤然说道：“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术业有专攻，打仗的事情应该问我们武将，那些文臣有比我们更了解吗？然而宋文帝的北伐之志，此时无人能动摇。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宋军分五路北伐，刚开始宋军一路猛进，很快王玄谟就率军占领了中原大部，然而到了冬季，河面结冰骑兵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魏主拓跋焘开始全面反攻，宋军一路退却，魏军“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王玄谟见此惊慌失措，弃军南逃。于是魏军一路南下，直至瓜步（今江苏六合），隔江直接威胁宋都建康，建康震惧。好在拓跋焘久居塞北，不服南方水土，加之军资供给困难，不久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至此元嘉北伐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也许就印证了沈庆之的那句话“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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