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瞭解。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瞭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裡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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