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戰，8萬北府兵打破百萬前秦軍隊。此戰之後，北府兵成為東晉和劉宋王朝最為依賴軍事力量。
晉末宋初，是一個矛盾尖銳、戰爭頻發的時代。而這樣一個時代，卻為許多能征善戰的將領們提供了一個展現自己才能的舞臺。他們憑藉戰功登上高位，進入權力中心後，又會自覺不自覺地影響歷史的發展。檀道濟就是這其中較為出色的一位。宋代陸游在《書憤》一詩中所用“塞上長城”的典故就是指他。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還未有對他進行專門探討的。作為北府兵集團的代表人物，他的命運與集團的盛衰息息相關。本文將通過考察檀道濟與北府兵集團之間的關係，揭示晉末宋初皇權與地域集團之間力量的消長。
一、檀道濟的軍事才能
檀道濟作為一員名將，首先是以他出色的軍事才能和輝煌的軍事生涯而青史留名的。下面將介紹他一生中指揮和參與指揮的三場最重大的戰役：第一場是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6年)道濟跟隨劉裕北伐後秦的戰爭。他與王鎮惡共同擔任劉裕軍的前鋒，“所戰望風降服，徑至洛陽”，又與眾軍併力攻下潼關，為攻下長安滅亡後秦，取得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劉裕正是靠這次北伐勝利，才積累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完成代晉稱帝的準備。
第二場是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親率大軍討伐謝晦叛亂的戰爭。道濟在謝晦軍“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旗旌相照，敝奪光”，而前軍在“彥之戰敗，退保隱坼”的情形下，繼到彥之進兵，使謝晦軍“遂不戰自潰”，戰局轉敗為勝。宋文帝的統治，在此戰之後才最終得以鞏固。
第三場是元嘉七年(430年)至八年(431年)劉宋北伐北魏的戰爭。七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八年，“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最後因軍糧耗盡，才不得不撤軍而返，“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檀道濟之所以能征善戰，是與他具有以下諸方面的素質分不開的。
首先，道濟智謀過人，既能運籌帷幄，又能因機變化。宋文帝討謝晦前，曾問策於他。道濟作出了以下一番精闢的分析：“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戰爭結果恰與他所料完全一致。而伐北魏退兵時，軍糧耗盡，“士卒憂懼，莫有固志”。他靈機一動，“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避免了敗軍的厄運。這使他能超越一般的“鬥將”、“猛將”的境界，成為一員“智將”、“大將”。
其次，他懂得運用正確的政治策略，爭取人民的支持。北伐後秦時，“凡伐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日：'伐罪弔民，正在今。皆遣而釋之。到而終取得了“中原感悅，歸者甚眾”的效果，大大加快了戰爭勝利的進程。
再次，他擁有過人的膽識和氣度。參與廢宋少帝的前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熟睡，晦以此服之。”元嘉八年退兵時，“兵寡弱。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這使他在情況危急時能冷靜應對，處變不驚。
二、檀道濟的死因
可悲的是，這樣一位智勇雙全、能征善戰、功勳卓著的大將，最終競被宋文帝無罪冤殺。後世對此事扼腕嘆息的人不計其數。然而，讓我們仔細分析，道濟的死是有其深層原因的，是與他自身的性格以及他與北府兵集團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
東晉末年，在內部，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尖銳，處於下游揚州的皇權常受到割據上游的荊州鎮將的武力威脅;在外部又面臨前秦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入侵。為應對這一局面，首先由謝玄在晉孝武帝太元初年招募京口、廣陵以及晉陵一帶的北來流兵組建了北府兵，這些北來流民，主要由次等士族和一般民眾構成。王夫之評價他們說：“況乎中原南徒之眾，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傈而可蕩者相什百也。”他們具有很強的戰鬥力，這在北府兵組建不久的淝水之戰中就表現了出來。八萬北府兵，擊敗了號稱百萬的前秦大軍。
在此後的戰爭中，出身次等士族的北府兵將領逐漸被提拔起來，進入領導階層，晉安二年(398年)，統率北府兵的門閥士族王恭敗死後，北府兵將領劉牢之控制了北府兵，使之擺脫門閥士族控制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形成了由次等士族作為領導者的北府兵集團。
宋武帝劉裕在晉末桓玄篡位，北府兵集團原有領導人劉牢之等人死亡，集團趨於分崩離析的情況下，重建這一集團，並依此作為依靠，奪取帝位建立了劉宋。北府兵集團成為劉宋前期統治的支撐力量。
檀道濟家世居京口，隨宋武帝起兵討伐桓玄，“從平京城”，全程參與了重建北府兵集團的過程，又屢立大功，助宋武帝最終登位。“武帝受禪，以佐命功，改封永惰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他成為劉裕即位時特加褒封的十四位佐命功臣之一，北府兵集團的代表人物。
劉裕在晉宋交替的過程中，既感受到了北府兵集團帶給他的巨大事功，又深知對北府兵集團必須採取合適的政策和措施，使其成為馴服的工具。北府兵集團對劉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助之代晉，又可以成為覆滅劉宋皇權的潛在力量。於是，削弱並控制北府兵集團，成為劉宋統治者的需要。
永初三年(422年)，劉裕將北府兵集團一分為二，以彭城王劉義康為南徐州刺史，鎮京口;而以檀道濟“出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充州刺史”。而“三年檀道濟始為南兗州，廣陵因此為州”，南兗州的治所也移至江北的廣陵。
但檀道濟在這次分割中地位卻反而二升。他本來功勳卓著，甚有威望，這次又獲得北府集團所在地京口的半壁江山和北府兵的半數人眾.成北府兵集團的領袖人物。他手中擁有的這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軍事勢力，成為以後歷次政治鬥爭中各派都努力爭取的對象。
劉裕臨死時，“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僅不到一年，顧命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就謀廢繼位的少帝。“以南兗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與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廢立之謀告之”。想將他拉入自己一黨，借他的威望與兵力以成大事。
檀道濟在少帝登位前，曾長期擔任他的屬官，如“徵虜將軍司馬”，“世子西中郎將、梁國內史”，“徵虜將軍司馬、冠軍將軍”及“宋國待中、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等等，兩人關係當屬不薄。劉裕在選他為顧命大臣時也可能考慮到這一層關係。而劉裕臨終前，還專門叮囑少帝：“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有兄弟韶有難御之氣也。”認為他尚屬可靠。檀道濟入京後，也對徐羨之等人的一些意圖有所不滿，如對廢少帝的先奏--廢廬陵王劉義真“屢陳不可”。但在“競不納”的情況下，他不但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反而在廢少帝的行動中先是“引兵居前”、“入雲龍門”，後又“入守朝堂”，充當了徐、傅、謝一黨的急先鋒。
在參與廢立之後，檀道濟已被徐、傅等人視作自己一黨，納入鞏固自身權力的計劃之中，“徐羨之，傅亮謀自全之計，晦居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以為靠著這一套部署，足以在新皇帝文帝手下繼續掌權。可檀道濟卻已開始與文帝寵臣王曇首的兄弟王弘“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了。幾年後，文帝為加強皇權，消除顧命大臣的勢力，在中央誅殺了徐羨之、傅亮，又準備西討據守荊州的謝晦。他想到爭取檀道濟這一力量。侍中王華等人看到檀與徐、謝同行廢立，當屬一黨，認為“道濟不可信”。文帝卻認為“道濟從人者也，囊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令到彥之居前，道濟繼之，自己親率六軍討伐謝晦。而道濟果然被文帝成功地“撫而使之”，在前軍到彥之戰敗的情況下，道濟決定了雙方的成敗。
宋文帝的位子至此才真正坐穩。檀道濟在這兩次政治鬥爭中，表現得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搖擺不定。正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所寫的北府集團的劉牢之和高雅之父子，“捲入上層政治漩渦的將門，不知如何自處，行動相當盲目。
只不過，田先生認為，他們是“次等士族進入最高統治地位這一歷史事件的先驅者和犧牲者”，是“次等士族的將門這一社會階層在門閥政治的變化中茫茫無所適從的表現”。現在看來，在劉裕等次等士族中的優秀者分化出來上升為皇權的同時，如檀道濟這樣的多數北府兵集團的次等士族仍保持了在大的政治鬥爭面前無所適從的特點，雖有強大的力量，卻認不清方向，不會利用，只能充當皇權和其他權臣手中的工具，正如劉牢之等人只能成為門閥士族的工具。
“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可能是他們的普遍性格，也是釀成他們悲劇的根源。然而，檀道濟擁有的北府勢力在廢立中表現出來的力量，畢竟使宋文帝感到了對皇權的潛在威脅。在討伐謝晦及元嘉七年伐北魏的戰爭中，文帝都讓自己的心腹，才能遠不及道濟的另一北府兵將領到彥之擔任前鋒或統率主力，就表現出了對道濟的防範。偏偏這兩次戰爭中，到彥之均失敗，而道濟一次取勝，一次全軍而返，能力與實力進一步顯露無遺。尤其是北伐還師後，“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時人或目之日：“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於是“朝廷疑畏之”。宋文帝不良的身體狀況最終激化了矛盾，促成了道濟的死亡。“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複製。(元嘉)十二年(435年)，上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入朝。(元嘉)十三年(436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於廷尉伏誅”。
道濟被殺時，被扣上了“潛散金貨，招誘剽猾”，“日夜伺隙，希冀非常”，“因朕寢疾，規肆禍心”的罪名，他在臨死前也只能“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日：'乃壞汝萬里長城。
三、檀道濟被殺的影響
道濟被殺的同時，“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徵北主薄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他的勢力被一網打盡，對皇權的威脅不復存在。
檀道濟被殺時，距北府兵第二次興起已有30多年的時間，北府兵集團的將領大多病亡老退。劉裕即位時特加褒封的14位佐命功臣中僅存的劉粹、到彥之、王仲德等6人都在此前後相繼病歿。北府兵集團上層後繼無人，人才凋零。
北府兵下層兵員，在此前的歷次內部紛爭和對外作戰中也損失甚多。如元嘉三年(426年)，謝晦敗軍之時，他出鎮荊州時“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的三萬人馬，“大軍一時潰散”。元嘉七年(430年)到彥之北伐時，“甲卒五萬”，戰死被俘二萬餘。
次年，檀道濟北伐時統兵在三萬以上，到回軍前夕，也已經“兵寡弱”了。這幾次戰鬥的主力，都應是北府兵。其損失至少也在5萬人以上。北府兵主要成分是京口、廣陵一帶的僑民，而京口的北來僑民人口總數也不過22萬。這其中，還有一大半老弱婦孺並非可參軍的人員。北方流民大量南徒主要在東晉前期，以後逐漸減少，兵員補充越來越困難。北府兵集團下層的支撐力量也日漸薄弱。
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王玄謨北伐時，已是“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此次北伐以劉宋的慘敗而告終。司馬光在談到劉宋方面失敗的原因時說：“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在戰場上起主導作用的已不是北府兵，而是普遍徵發或招募的江南白丁了。作為劉宋集團前期重要支撐力量的北府兵集團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
作為宋文帝時僅存的北府兵集團中既有戰爭經驗又有智謀的大將，檀道濟的死既標誌著宋文帝消除了北府兵集團對皇權的威脅，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也標誌著北府兵集團乃至劉宋王朝的力量就此走向衰弱。
北魏上下聽說檀道濟已死，都非常高興，“皆日：'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率兵一直打到長江北岸的瓜步。“文帝至石頭城望，甚有憂色。嘆日：'若道濟在，豈至此。”此時檀道濟已含恨九泉十五個年頭了。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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