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某些食源性傳染疾病的高發期，不管是新聞報道也好還是家長的叮囑也罷，幾乎無一例外是強調“病從口入”，別吃可能存在加工不規範的食品。
這的確是預防傳染病的個重要途徑，但在一些人看來，還有更為重要的環節需要關注，至少比爾·蓋茨是這麼認為的。
實際上，病從口入在疾病傳播過程中可以算是最後的階段了，而在這之前我們更應該關注“病從何處來”。
對於傳染性的疾病，常見的傳播類型有：經空氣傳播、經水傳播、經食物傳播、經接觸傳播、經土壤傳播等。
其中，除空氣傳播和接觸傳播外的幾種，都與糞便息息相關。
縱觀那些與人類如影隨形的疾病，與糞便為伍的瘟疫不但致命，也在人類歷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
有望成為第二種被人為消滅的傳染病——脊髓灰質炎，它就是一個“病從糞出”的經典例子。
我們常常稱脊髓灰質炎為小兒麻痺症，因為這種病毒最典型最顯著的症狀就是癱瘓（較多感染者並無症狀），並且多發於孩童。
這種病毒的傳播極度依賴於糞便。首先脊髓灰質炎病毒只有人這一種天然宿主，其次它存在於宿主的糞便、體液當中，這也就意味著人類糞便某種程度上是病毒戰爭中最危險的。
在沒有相應疫苗的年代，如果某地區的糞便處理不當，病毒汙染水源和食物，就容易爆發脊髓灰質炎的大規模流行。
可能你會下意識想到貧窮落後的偏遠地區，但實際上脊髓灰質炎影響最深遠的一次大爆發發生在美國最繁華的都市紐約。
20世紀初，紐約已經成為了全世界城市化的標杆城市，工業革命解放的生產力吸引著世界各地想要飛黃騰達的無名小輩。
但我們今天會將紐約的那段輝煌稱作“鍍金年代”，原因就在於城市的建設遠遠跟不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大量來“淘金”的移民居住在超負荷的公寓裡，原本設計容納一兩人居住的小單間，硬是擠下了兩三個家庭。
擁擠只是感官上的不適，真正的危機暗藏廁所。由於超負荷工作，廁所成為了極其恐怖的地方。骯髒、惡臭不說，下水道也頻繁罷工，以至於逼得很多人就在街角隨地大小便，或者在屋內方便完直接向窗外傾倒汙穢。
終於在1916年，脊髓灰質炎大爆發打破了紐約陰暗擁擠的平靜。這一年全美報告脊髓灰質炎病例27000例有餘，其中超過6000人死亡，多為兒童。
1921年，還沒當上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因脊髓灰質炎而癱瘓，將恐慌帶向高潮。一時間人人自危，因為這場瘟疫無差別地席捲所有階層、所有種族，一種深層的懼怕將所有人都籠罩其中。
直到1952年，疫情仍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當年報告的病例創下了新紀錄，達到57268例。有調查顯示，當時美國人民對脊髓灰質炎的恐懼與核戰爭相比，二者不分伯仲。
這一次疫情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美國民眾對脊髓灰質炎的恐懼已經超越了對未知疫苗的安全性擔憂，索爾克所研發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疫苗推廣之迅速，接受之廣泛都是罕有的。
這當然是人類醫學史上最經典的高光時刻，但別忘了，脊髓灰質炎的大爆發離不開惡劣的公共衛生條件，尤其是對糞便的處理不當。
一種為脊髓灰質炎患者發明的生命維持裝置，俗稱“鐵肺”
類似的例子還有比紐約更早發跡的倫敦。
作為工業革命的前線陣地，倫敦更早地體會到城市化所帶來的苦果。
1854年，恐怖的霍亂席捲倫敦，傳播之迅速擴散之迅猛超乎現代人的想象。9月1日至10日，短短10天倫敦的索霍（Soho）區有500人死於霍亂。
霍亂是由細菌引起的一種疾病，也是典型的經水源和食物傳播的疾病，自然狀態下人類是唯一的易感者。患者嘔吐與腹瀉劇烈，排出的汙穢物又進一步汙染環境，造成疫情的大爆發。
倫敦的這一次霍亂流行的調查相比之前的疫情有一個重大的進展。
一位名叫約翰·斯諾的倫敦醫生在當地牧師的幫助下統計了索霍區所有發病的案例，繪製了一張被現代視作“數據可視化”鼻祖的倫敦霍亂地圖。
地圖中霍亂的發病顯然呈現出中心向外輻射的規律，最終斯諾醫生推斷此次霍亂的源頭來自街道的一口公共抽水井，基本證明了霍亂通過水源傳播。
19世紀，英國遭遇了4次全國性的霍亂大流行（1831，1848，1853，1866），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
印度長久以來都保持著較為原始衛生習慣，直到今天仍有大量民眾需要在野外解決三急問題。這種習慣給霍亂提供了一個溫床，再加上當地存在河流崇拜，信徒常常接觸被汙染的水源，所以印度的霍亂疫情常隨著朝聖爆發。
1947年印度德里的霍亂患者
另一方面，英國作為近代對人類廁所形態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其實早在18世紀末就已經誕生了相當成熟的廁所設施，包括陶瓷馬桶、水箱沖水設計，U型下水管道。
按理來說霍亂應該被扼殺在馬桶裡，但為什麼在1831年，英國還是出現了慘烈的霍亂疫情？這裡有一組數據，從1831年10月疫情爆發到次年5月，英國不列顛群島共有2.2萬人死於霍亂。
1775年，蘇格蘭機械師亞歷山大·卡明發明瞭U型管
原因有二，一是社會貧富差距較大，馬桶終究還是少數人的奢侈用品，多數社會底層依然居住在較為擁擠的住所，共用院子裡一個簡陋的廁所，對糞便的處理僅僅是覆蓋草木灰掩蓋氣味。
第二個，也是更為關鍵的，當時的廁所僅僅是使用體驗上無限接近於我們當下，但對公共衛生的改善沒有起到太多的貢獻。
在英國霍亂流行的年代，還不存在完善的排汙系統，無論是貧民的簡陋糞池裡的存貨還是貴族馬桶頻頻衝下的遺金，絕大多數都直接排放進了河流。
這也直接導致了1858年“真·臭名昭著”的倫敦大惡臭出現。
所以當我們在談“廁所革命”的時候，究竟在談什麼？廁所僅僅是外在的表現形式，而真正的核心是對糞便排洩物的處理方式，更直白地說就是公共衛生。
當年最富裕的英美動員了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公共衛生的問題，也無不經歷了幾十年痛苦的治理，甚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如今發達國家已經走出了陰影，但還有很多國家地區的公共衛生狀況仍舊非常糟糕，他們面臨的是更加艱難的公共衛生改革。當然最終的解決方案一定是建設完善的市政排汙系統，但這是一個難以短時間內實現的目標。
作為切身體會過教訓的先行者，他們有義務有責任幫助落後者以21世紀的方式度過難關，而不是漠然地任其經歷他們在一兩百年前曾經歷過的一切。
新世代有新技術，比爾·蓋茨先生與其夫人梅琳達女士不僅認為科技能夠解決當下欠發達地區的公共衛生難題，同時也認為新型衛生產品可以在商業上形成良性的自我發展。
但美好願景仍需要有人牽頭，拋開利益的桎梏，先讓世界看到這種可能性。
從2011年開始，蓋茨基金會已經投資2億美元用於新世代廁所和萬能處理器的研發。7年過去了，這些產品從概念到早期原型，已經誕生了一系列成熟的商業產品。
一週前在蓋茨基金會舉辦的新世代廁所博覽會上，已經能看到很多優秀的產品。SME受蓋茨基金會之邀也參加了本次博覽會，我們感受到了“廁所革命”的旺盛生命力，以及蓋茨基金會對未來周全的規劃。
展出的兩類產品，給我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一類是小型化且不依賴於市政供水排汙系統的新型廁所，針對的是諸如社區、學校等公共場所。
這些產品是不僅僅是獨立可用的廁所，還集成了汙水的無害化處理系統，甚至不需要能源以及供水就能維持正常的工作。
新型廁所的解決方案之多，可以稱得上是百花齊放。我們可以看到經典的生物降解方案，集成度非常高的小型化乾燒方案，還有高效率的電化學解決方案。
南佛羅里達大學研發的生物和物化型新型廁所原型
另一類則是由蓋茨基金會資助研發的“萬能處理器”，針對市政機構和公共事業機構，可以解決傳統旱廁儲存的糞尿。
“萬能處理器”是一個需要深入瞭解才能體會其精髓的偉大概念。與城市汙水處理廠相比，“萬能處理器”不需要電力也不需要水，完全依靠汙水汙泥中的有機物自產能維持運作，甚至還能回收可觀的能源和水，處理後的固體物也能當做肥料被使用。
中國中車改進的萬能處理器展示模型
這意味著即便是最貧困的地區，僅通過萬能處理器就能安全處理糞尿，並且提供部分必須的電力和水資源，即便在今天這個聽起來也有些不可想象，但這的的確確是已經能夠實現了的。
早在2015年，蓋茨先生就曾公開演示飲用由萬能處理器原型機從糞尿中回收的飲用水。
哈佛大學的遺傳學家加利·拉夫昆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他說人類在過去兩百年裡人均壽命提高了20年，其中最偉大的里程碑既不是抗生素也不是疫苗，而是以廁所為代表衛生設備變革。
如果說現代廁所的出現代表了人類文明在一維上的進化，那今天蓋茨基金會所推動的“廁所革命”推動的將會是人類二維的全球化，從地域和技術兩方面來說。
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帶來地區之間經濟的發展不平衡，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卻也消除了人類在生命健康上的差距。比爾·蓋茨先生在全球化浪潮中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富豪，但他沒有忘記這股浪潮同樣給他留下的使命。
廁所革命，或者說解決“病從糞出”的難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背後的邏輯正如蓋茨基金會官網上的口號所述“所有生命價值平等”，他們理應生活得更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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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編輯部拍的照片. 新世代廁所博覽會. 嘉德藝術中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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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ki Omniprocessor(video). Bill Gates’Youtubechanne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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