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11月7日，法國作家加繆誕辰105週年。他44歲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47歲因車禍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與思想在20世紀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延續至今。不惑之年，加繆曾在紙上列出一組詞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大半生的關鍵詞。
他說過，“我不是哲學家。我對理性的信仰不夠堅定，以至於無法信賴任何體系。我關心的問題只是如何行動，特別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況下如何行動。”在阿爾及利亞的蒂巴薩，有一塊友人為加繆豎立的紀念碑，面向地中海，上面刻著他的一句話：“在這兒我領悟了人們所說的榮光，就是無拘無束地愛的權利”
（原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3年第366期）
加繆曾跟人說過，沒有什麼比死於車禍更荒誕的了。
他喜歡散步，也常常駕車遠行，開著那輛老舊的雪鐵龍。一次，警察攔住了他，看到他駕駛執照上的職業一欄，問道：你寫什麼，是愛情小說，還是偵探小說？“都有，一半一半。”作家回答。
1958 年秋天，他用930萬法郎在普羅旺斯的小村莊盧馬蘭買下一所房子。朋友勒內·夏爾打趣說，就買房而言諾貝爾獎金還真有點用。這所3層的房子被某些媒體稱為 “宮殿”。加繆住二樓一個修道院風格的房間，裡頭有一架簡陋的木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文具盒，牆上掛著阿爾及利亞石版畫。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在盧馬蘭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墓地，我會在裡面好好待著的。”
隱修本是他的“老計劃”。不過在此之前，他要在戲劇上再折騰幾年。他一直對錶演很有興趣，也愛跟女演員們來往。現在他兼任劇團的導演和演員，有時甚至擔任主角。有人說他長得像亨弗萊·鮑嘉。彼得·布魯克拍攝《琴聲如訴》之前，曾邀他出演男主角。他不得不拒絕了，卻很感到惋惜。他要先寫完自認為生平最重要的書《第一人》。這部關於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之源的小說已構思了6年，他有野心把它寫成《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性鉅著。
1959年5月，加繆來到盧馬蘭。他在筆記中寫道：“有幾年我想讓所有的人滿意，強迫自己像眾人一樣生活。我為此說了許多不得不說的話，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時也是如此。可到頭來還是一場災難。……現在我必須建立一種真實的生活。”
他每天清晨5點起床，沿一條一公里長的路線散步，那段距離足夠讓他從睡意中脫身。8點女管家上門時，他總是跟她說，我在田野裡遛了一圈。有時他會幫她一起打理，有時他會跟她提起自己的母親：“她過去很苦。”讓他覺得很好笑的是，他還不怎麼認識他的鄰居們，就聽說村裡有人打算推舉他當行政長官。
孤獨是違揹他的天性的，但身處孤獨、簡樸的環境讓他的活兒“幹得還不錯”。他知道工作是治療散漫症的惟一方法。但後者也經常壓倒前者。11月的一天，在外面閒逛了半小時後，他大罵了自己5分鐘，才灰溜溜地回到書桌前埋頭工作。
他時不時陷入焦慮，懷疑自己的才華被過度開發了，以至於瀕臨枯竭。他不得不經常給情人們寫信傾訴苦悶，並計劃著明年1月回巴黎去換換環境。
他還想把77歲的母親接到法國來。盧馬蘭的風情跟阿爾及利亞很像，母親也許不會有那麼深的鄉愁。他給母親寫信說，他為她準備了新年禮物，叮囑她“記得給自己買點東西”。妻子弗朗西娜帶著他們的雙胞胎來陪他過聖誕節。此外還有沒完沒了的訪客。他乾脆悠閒度日了事，順便跟兩個情人分別約定了在巴黎的幽會。
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日，加繆夫婦在伽利瑪出版社花園裡
好友米歇爾·伽利瑪偕家人順道來訪。1960年1月2日，他們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宴。飯後加繆陪妻子和孩子去了火車站。他也已經買好了火車票，因為米歇爾的堅持，只好同意坐他的車回巴黎。他們1月3日出發。臨走之前，加繆將房子鑰匙交給女管家，告訴她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一個禮拜後就回來。
次日，趕了300公里路後，他們停下來吃了點東西。米歇爾一家人開起加繆和他情人們的玩笑，他卻擔保他能讓她們所有人都幸福。他們又上路了。米歇爾開著車，他妻子雅尼娜把副駕駛位讓給了加繆，因為他個子高。車在5號國家公路上“飛”了一陣，忽然偏離路線撞向了一棵樹，然後又反彈到另一棵樹上。
米歇爾5天后死在醫院，他的家人有驚無險。至於加繆，當場就死了。他隨身的公文包後來在公路上找到了，裡頭除了日記、信件、護照之外，還有《第一人》的一百多頁手稿，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尋父》。
當天，他的哥哥呂西安接到了通知。他沒有勇氣去見母親，只好讓兩個女兒去給祖母報信。老太太聽到消息，輕嘆了一句：“太年輕了。”
加繆的母親
置身於貧窮和陽光之間
不惑之年，加繆曾在紙上列出一組詞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
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大半生的關鍵詞。
1913 年11月7日，加繆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小鎮蒙多維出生，父母分別是當地最早那批法國、西班牙移民的後裔。他還沒滿一歲，父親就在“一戰”中喪身殞命。母親卡特琳娜收到了電報和部隊醫院寄來的“一小塊在他體內找到的炮彈片”。巨大的刺激之下，她的精神崩潰了，開始出現聽力和語言障礙。
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回了孃家。外祖母和兩個舅舅住著租來的三居室。兩間臥室一間歸她，一間歸母子三人，兩個舅舅到了夜裡睡在飯廳。樓裡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浴室，廁所是同一層的三家合用的。家裡沒有一本書，因為大人都不識字。為了維持生計，母親出去做工，諷刺的是其中一份竟然在彈藥廠。後來她又做過幫傭。
加繆在散文集《反與正》中回憶：
“她早就沒有悲痛的感覺了。她忘了丈夫，卻還談到孩子們的父親。為養育這些孩子，她出去幹活，掙的錢全交給她母親。老太太用鞭子教育孫輩。她抽得太重時，女兒就說：‘別照著腦袋打。’因為這是她的孩子，她愛他們。”
“他憐惜母親。這算得上愛嗎？她從未撫愛過他，因為她不能。於是他久久待在那裡凝視著她。他感到自己是陌路人，更加意識到那痛苦。”“他將在痛苦中成長。長大成人，這最要緊。外祖母會死，然後是母親、他自己，都要死的。”
加繆在成長。他在海里學會了游泳，在陽光下沙灘上和不同種族的人混在一起。一般孩子小學畢業後就去找活幹了。多虧法語教師熱爾曼勸說，家人才同意表現出了語言天分的加繆報考中學。那裡的教師格勒尼埃，激起了他對哲學和寫作的興趣。課間，他最愛踢足球，當守門員或中鋒，球風勇猛，時常受傷。假期，他不再去海邊溜達，而是虛報年齡去打工。17歲那年，他得了肺結核。按醫生的說法，從那時開始他註定不可能長壽。
許多年之後，加繆對那段時光作了不無理想化的陳述：“首先，對我來說，貧窮從來不是一種不幸……我置身於貧窮和陽光之間。由於貧窮我才不會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陽光又讓我明白，歷史並不等於一切。”
從大學畢業後加繆當過演員和記者，“二戰”爆發時又加入抵抗組織“北方解放運動”，負責蒐集情報和籌辦地下報紙《戰鬥報》。早在1942年，他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話》就已受到普遍好評。法國“解放”之日，人們發現他還是《戰鬥報》的主編，曾在抵抗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把他視為“正義的典範”。
不過加繆私底下可沒那麼正經。1943年結識他的薩特是這麼說的：“那會兒他還不知道自己是個大作家……，我們在一起很開心：他說粗話，我也一樣，我們講一大堆髒話，他妻子和波伏瓦佯裝驚訝。……事實上他有點阿爾及利亞的流氓腔，很無賴，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後這點令他成為我的一個好朋友。”
1957年，瑞典，加繆（右）與其他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合影。其中有楊振寧（左一），李政道（左三）
我們將視友誼高於政治
波伏瓦記得，在巴黎的小酒吧裡，加繆曾對他們說：“我和你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我們來說個體是第一重要的；我們喜歡具體勝過抽象；我們喜歡人勝過他們的學說；我們視友誼高於政治。”他總愛念叨，“如果大家都能講真話該有多好啊！”
“冷戰”開幕之後，巴黎左派知識分子對蘇聯的某些事實諱莫如深。
他開始做左派當時很少去做的事：數年之中，他閱讀已被視為禁忌的書籍，傾聽對俄國革命持批評態度的見證者訴說——這樣的人並不罕見，卻難得有人願意找他們。他從“革命”二字裡頭聞到了血腥味。
學校的歷史教育曾告訴加繆，革命和正義是一回事，對革命的批評都是反動的。他卻在私人信件中坦言：“我們這幾代人，除了革命沒有其他信仰，這正是悲劇所在，因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時，也仍然向我們展現出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應該成為信仰的對象，它是服務正義和真理的一種方式。如果革命沒有為其目的服務，正如當前顯而易見的那樣，那麼就應該承認並且說出來。”
1951 年10月，加繆正式出版了他的哲學隨筆《反抗者》。相比其中的文學論述，政治性內容更受到媒體關注。他提出的根本問題是：基於政治理由的屠殺變成了一種臨時的道德觀。
加繆是法國作家中第一個表達瞭如此鮮明立場的左翼人士。他幾乎是在獨力反抗他一度歸屬的陣營。《反抗者》出版前數日，他和一位朋友聚餐，分手之際說，“讓我們握握手吧！再過幾天，就沒有多少人願意向我伸出他們的手了。”
令他深感意外的是，舊日的兄弟也不願意伸出手來。薩特主持的《現代》雜誌刊登了哲學家讓松的激烈批評，他被貼上無數標籤：“含混的人道主義”、“根本不承認經濟基礎的地位”、“關於革命的偽歷史觀”。而後，加繆以“主編先生”開頭的來信把薩特拖入了戰局。後者這麼答覆：我們的友誼來之不易，我將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斷友誼，或許是因為它到了該中斷的時候……
薩特不擁護斯大林主義，不是法國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但他相信共產黨的事業具有革命性，他將與之並肩作戰。他不接受“古拉格”，但也同樣不接受西方的借題發揮。用他的話說，“鐵幕只是一面鏡子，世界的兩半各自反映著另一半：這邊螺帽動一圈，那邊螺絲就會旋進一層，這邊和那邊，我們既是擰的人又是被擰的人。”
巴黎知識界對這一事件開了許多玩笑，普遍的看法是斷交對薩特沒有什麼影響，加繆受的打擊更大一些。喜歡加繆的人試圖安慰他，然而他始終難以釋懷。
頗有荒誕意味的是，讓松此前和加繆從未見過。事件過去很久之後，有一次他和妻子去酒吧，他指著一個面熟的人卻叫不出名字來。“你開什麼玩笑，”妻子說道， “那不是加繆麼？”還有一次，伽利瑪出版社辦的雞尾酒會上，讓松和加繆恰好背靠背站著。他們轉過身互相打量了一下。如此而已。
1948年，巴黎，舞臺劇《戒嚴》上演，加繆（右）與演員讓-路易斯·巴勞特（左）、瑪麗亞·卡薩瑞斯在後臺。瑪麗亞是他的情人之一
“正義”與母親的選擇
儘管幾乎被整個知識界孤立了，加繆還是想辦法自娛自樂。他喜歡和朋友吃飯，和情人欣賞音樂，不時觀看電影或戲劇。但一有人提到阿爾及利亞，他那綠色的眸子就黯淡下來。
1954年10月底，法國在越南遭遇“奠邊府大敗”之後半年，阿爾及利亞的反抗組織“民族解放陣線”開始了對歐洲裔阿爾及利亞人的攻擊。他們打出了“重新建立阿爾及利亞國家”的旗號。
統計數字能說明一些問題：1954年，這個國家有845萬穆斯林，98萬非穆斯林。但在大學，剛好倒了過來，穆斯林和歐洲人的比例是1比10。同時，80%以上的高級官員、公務員和技師職位被歐洲人佔據。絕大多數歐洲人抗拒被穆斯林同化。
法國知識界許多人以反對殖民主義之名支持“民族解放陣線”，加繆卻不為所動。有人說他和殖民主義攪在一起，他回答道：“阿拉伯人知道誰是他們的真朋友。”
1937年，他被阿爾及利亞共產黨開除，就是因為他同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太密切，質疑黨背棄穆斯林的政策。1939年，阿爾及利亞北部卡比利山區遭遇嚴重的饑荒。1945年，穆斯林訴求獨立的抗議運動被殖民政府鎮壓。他都做了同情的報道。
在加繆看來，“在阿爾及利亞，和在其他地方一樣，恐怖主義源於希望的缺席”：半途而廢的改革方案、總是充斥營私舞弊的選舉、阿拉伯人屈辱絕望的生活。他建議解散現有的阿爾及利亞議會，重新組織公正的選舉。
加繆相信，“我們會找到辦法的。”但“我們”是誰？
1955年8月，民族解放陣線在一次行動中殺死了一百多名殖民政府人員。作為報復，殖民政府加強鎮壓，一千多名“敵人”、“叛亂分子”被處死。很多人都相信，雙方不再有和解可言；很多人都在等待：加繆，最著名的阿爾及利亞作家，關於阿爾及利亞，你必須說點什麼。
在加繆母親住的街區，一個阿拉伯商人在關店鋪的捲簾門時，被人從後面捅了一刀。當地的法國人掌握了一種新玩意——左輪手槍，他們管它叫“法阿詞典”。
加繆希望能同時考慮各種立場，包括阿拉伯原住民和在那裡居住了一百多年的法國人。他不否認法國人多少享有特權。但阿爾及利亞80%的法國人是僱員和小商人，左派攻擊的“殖民地的得益階層”生活水平甚至低於法國本土最不發達的地區。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會讓窮苦的歐洲人在這片土地上變成暫住的外國人。他的母親、舅舅、哥哥、妻子的家人都在其中。
他來到阿爾及爾，決意為實現休戰而努力，至少讓衝突雙方擔保不再攻擊平民。但他籲求和談的會議遭遇了一連串挫敗。一次會上，一位阿爾及利亞小學教師忽然把矛頭指向了他：“見它的鬼去吧，您鼓吹的休戰！我們需要立刻、絕對、不帶任何條件的獨立。”另一場會議中，一個穆斯林說，“要我們放棄恐怖主義也可以，先保證我們能夠獨立。”有時裡頭在開會，外面抗議的人群卻在喊：“處死加繆！”他在旅館也屢次接到死亡威脅。
加繆的努力是徒勞的。探望母親後他回到巴黎，遇見一位經常在廣播臺做節目的政論作家。他說，“和我相比你至少有一條優勢，你有聽眾。”
一位老朋友跟加繆說，除了沉默，我們什麼也不能做。不管說什麼，他們都會把我們當成叛徒的。在國家主義者和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看來，加繆是一個叛徒，因為他不讚頌屬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對左派來說他同樣也是叛徒，因為他不肯站在正義這一邊。
1957 年末，加繆去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和大學生座談時，一位三十來歲的阿爾及利亞人上臺質問他為什麼沒有為阿爾及利亞的正義事業出力。加繆答道：“此時此刻，有人可能正往阿爾及爾的電車裡扔炸彈，而我母親可能就在車裡。如果這就是你說的正義，那麼我首先要捍衛母親，而不是這種正義。”
加繆已經明白，問題不可能以他希望的方式解決。《第一人》中某個角色的話也許表達了他的失望：“人生來就是為了相互理解。……可人們總要先打起來，自相殘殺，最後才學會把對方也當個人。國家就是這樣子。”
1958年9月，幾乎和加繆在盧馬蘭選定新居同時，阿爾及利亞成立了臨時政府。兩年後加繆去世，蒙多維市議會將一條主幹道命名為“阿爾貝·加繆街”。再過兩年，阿爾及利亞正式獨立，這條街又被改名為“費達奧維-馬薩烏德烈士街”。
國家就是這樣子。
加繆
20世紀的西西弗
據說，加繆7歲時就想成為作家。但他畢生只留下一部長篇小說（《鼠疫》）、兩部中篇小說（《局外人》、《墮落》）、一本短篇小說集（《流亡與王國》）、11個劇本和一些散文集（最著名的是《西西弗的神話》和《反抗者》）。他視為平生最重要作品的《第一人》沒有完成。他也從未像福克納那樣構建一個完整的想象性世界。
人們常常會想到加繆和他創造的人物的關係。《局外人》中母親去世也默然以對的默爾索，《鼠疫》中頑強對抗瘟疫的裡厄醫生，特別是《墮落》中風流成性的克拉芒斯，跟他有什麼關係？
加繆和他的雙胞胎兒女
加繆有過兩次婚姻。一次是和放蕩的西蒙娜。但他沒能幫她戒掉毒癮，後者為了換取毒品而和醫生私通。這段婚姻維持了一年多。另一次是和性格內向而傳統的弗朗西娜。他們生了一對雙胞胎。但加繆同時愛著好幾個女人，近乎公開的偷情給她帶來極大傷害。有人曾評價，在加繆的眼裡，同女人做愛可以跟同她們喝酒一樣隨意，與責任無關。很可能是為了孩子，他和弗朗西娜始終沒有離婚。
一個常見的誤會是關於荒誕這個概念的。其實加繆早在1939年就說，“觀察到生活的荒謬，不可能是一種終結，僅僅是一種開端。”在他看來，荒誕導向的是對生活的執著、激情的肯定。他曾對“徹底荒誕之人”下過定義：“既是在犧牲又是在遊戲，既有史詩般的經歷又隱姓埋名。”他說的是T·E·勞倫斯，即“阿拉伯的勞倫斯”。
加繆是哲學家嗎？
他本人的回答是，“我不是哲學家。我對理性的信仰不夠堅定，以至於無法信賴任何體系。我關心的問題只是如何行動，特別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況下如何行動。”他也不承認他和存在主義有什麼關係。
加繆的教誨在他的行動之中。他的哲學散文就是他的行動綱領。他從荒誕走向了反抗。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薩特稱他為頂住歷史潮流的醒世作家。“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時代的中心，針對馬基雅弗利主義和拜金的現實主義，再次肯定了道德行為的存在。”
加繆過時了沒有？
法國BVA調查所1995年作的民意調查顯示，在“20世紀作家中誰最讓你心動”這類問題上，加繆拿到了4.5的高分，薩特只有0.8。無意之中，他甚至成了暢銷書作家。截至1992年2月，《墮落》法文版印刷了177萬冊。遺作《第一人》1994年出版，一週內就賣出了5萬本。至於《局外人》，是伽利瑪出版社到那時為止銷量最大的一本書。
有人寫過小說，描述1960年代法國20歲上下的人怎麼對待加繆：“一個年輕人死了，沒人真正理解他……人們把他的書交到了我們這些哲學班學生顫抖的手中。有些人大口吞嚥這精神的食糧，為清澈的詞句陶醉，卻連荒謬和荒唐都分不清，他們屬於盲目的反抗者的行列。有人被他的書感動，試圖在思想上擺脫掉樂觀的情緒，他們想象著西西弗是幸福的，隨即感到厭倦……還有一些人看到作家呼籲孤獨的奮鬥，就將他拋下，讓他獨自面對挑戰。”
（參考資料：柳鳴九編《加繆全集》；奧利維耶·託德《加繆傳》；赫伯特·洛特曼《加繆傳》）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