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人之一，存在主義是一戰二戰之際在西方產生的重要思潮，其主要思想圍繞著人，自由以及無意義的世界，並在歐洲風靡一時。那麼為什麼同樣飽經戰爭的璀璨，而中國就不能產生類似的思潮呢？這個要從中國與西方文化歷史背景中理解。
在西方中世紀，上帝主宰著一切，每個人無需去思考生命的意義，世界的本質，只要乖乖地保持對於上帝的忠誠，積極參加懺悔，按時繳納十一稅，聽從教士去解釋聖經，然後等待上帝遙遠的救贖。而在中國，始終沒有一種信仰成為中國大眾的統治者，神明在中國人那裡更多的帶有些實用主義的色彩，比如灶王爺，土地神，關公等等。
繼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浪漫主義運動後，笛卡爾聲稱“我思故我在”，而上帝則變成了徒有其表的幻想，人取代了上帝，科學取代了宗教，人們歌頌理性，讚美人作為新上帝的誕生，這也不怪為什麼尼采喊出“上帝已死”這一事實。人們乘著時代的狂風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的豐功偉業：發現新大陸，建立全球貿易，工業革命，人的足跡踏遍世界的每一塊土地，海洋，天空。
然而一戰，二戰很快摧毀了這種自信，戰後的人難以相信的是，理性的人居然也會犯下大屠殺這種慘無人道的罪業，理性的人居然會操持武器，在一塊塊祖先守護的土地上互相拼殺，血流成河。於是哲學家，文學家紛紛開始反思人本身，這時候存在主義便運應而生。
加繆就是這其中的代表，加繆的思想來源於神學存在主義的代表克爾愷郭爾和謝斯托夫，但加繆不同於他們，他是一個無神論者。加繆認為世界是荒誕的，是不合理的，是偶然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迴歸到上帝溫暖的懷抱，重新回到田園牧歌般的中世紀，相反他認為上帝也是荒誕的，或者說“荒誕，是悟者的形而上狀態，不是通向上帝的，即荒誕是與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因而加繆願意接受一切由於荒誕帶來的絕望感，他願意義無反顧的去面臨荒誕的世界，去戰鬥，去迎難而上。在這裡加繆繼承了三位先驅的思想他們分別是司湯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
上帝唯一的託辭，就是上帝並不存在。
——司湯達
上帝一無所用，既然上帝一無所需。
——尼采
假如沒有上帝，一切皆許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加繆一方面繼承了尼采的戰鬥激情，同時也繼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救贖宗教的反思（就算一人不能得救，那麼又有什麼意義？）。在《反抗者》中他回顧了歷史上的反抗者，造反者，他一方面深刻的意識到新道德的建立總是意味著新的殘忍，故而加繆選擇了一條不斷反抗的路線，在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了反抗也不能克服孤獨，但是為了我們的存在，我們必須去反抗。
經歷了深刻的思想鬥爭，加繆喊出了那個時代最響亮也是最富有人道主義的口號——我們反抗，故我們存在。
閱讀更多 猻芬克斯沒有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