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在這個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的非常時期，人們選擇少去公共場合，沒事少出門。在密切關注最新動態之餘，大家也要學會安靜自己的心。而從文學閱讀中獲得精神資源，是非常好的方法。【春節書單】第二單，我們閱讀的作品是諾獎獲得者，法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加繆對疫情以及各種人面對疫情所作的反應描寫非常細膩真實，其對人性的披露和憐憫，給人帶來很多啟發和反思。更重要的是，而且加繆在書中，以審慎的態度，鼓勵了人的理性和堅強，讚美每一個微不足道，堅守著正直與善良生活的人，認為他們就是一個個無名的英雄。願我們能在加繆的文字中捕獲到信念與勇氣。
在這部發表於1947年的作品中，加繆虛構了一場在北非阿爾及利亞一座叫奧蘭的城市中發生的一場鼠疫。描寫了人們對於這場無妄之災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態度和反應。
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打破了奧蘭平靜的生活。面對洶湧而至的病情，人們陷入恐懼和慌亂中，為了阻止病情的蔓延，政府下令封城。在那場鼠疫中，奧蘭的人民承受著孤獨、焦慮、痛苦與掙扎。
在《鼠疫》的開頭，加繆交代了鼠疫的緣起。最初是成批的老鼠死亡，隨後發現了第一例人類病患——看門人米歇爾，看門人很快就死亡了，隨後陸續出現了十幾例病患，大都不治身亡。主人公里厄醫生與另一位醫生討論過後，認為此次災禍很有可能是鼠疫。在鼠疫的災禍最初發生時，市民們大都仍抱有一些幻想，認為這不是真的，認為疫情大概很快就可以結束，所以並未採取必要的措施。加繆因此評論說：“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認清事情的性質很重要。掩耳盜鈴的片面樂觀和杞人憂天的極度悲觀都無益於疫情的控制。對於醫護人員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在保持對事情的關注的同時，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護，同時對疫情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請，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小說的主人公里厄是一名醫生，他作為主力醫護人員，每天幾乎晝夜不停地忙碌著，他恪守醫生的職業操守，同大家一起，對抗這場瘟疫帶給人們的恐懼和傷害。人們被他的獻身精神感動，但裡厄說：“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
疫病逐漸惡化之後，城中的居民依賴各種各樣的辦法尋求拯救，醫院的薄荷糖被搶購一空……加繆發現，“疫情發生時人們最常見的心理狀態。在疫情不那麼嚴重的時候人們總是低估它，真正嚴重起來後，又變得灰心喪氣。”總體上，加繆認為，人們應當時刻保持信心，但這應該是建立在高度重視的前提下。書中的裡厄醫生並不認為積極投身於防疫工作就是英雄主義，他稱他只是實事求是，也就是做好本分工作，既不把防疫工作看做多麼崇高的犧牲，也不悲觀地認為用處微小，重要的是行動，做出力所能及貢獻，這就是實事求是。“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而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人發笑，但是同鼠疫作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
小說還描述了面對鼠疫到來，不同人的反應。塔魯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討厭人們隨意殺戮，對現實非常不滿。17歲那年，他在法庭上旁聽了父親主持的審判，當他眼見一個年輕人被判了死刑，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時，他無法理解，不能接受，他選擇離家出走。當鼠疫來襲後，塔魯加入了志願者的隊伍，他想將自己奉獻出去。格朗是一位懷揣文學夢想的基層公務員，除了工作就是寫作，雖然生活不盡人意，但是當鼠疫到來時，他毅然加入志願者的隊伍，默默地奉獻自己。
朗格爾是因公來此地的外來記者，因為鼠疫而被困於這座城市。對疫情的恐懼以及對愛人的思念，使他急切地想逃離這個城市。但他被迫選擇跟隨裡厄先生參與救治工作。一段時間過後，他很快有了離開的機會，但在最後時刻，他選擇留下，最終在個人幸福和分擔他人的不幸中選擇了後者，因為他感到自己不能心安理得地只顧自己一個人的幸福。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為了它而捨棄自己的所愛。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樣，也捨棄了我的所愛。”理想和英雄主義的力量儘管一再被質疑，但人們確實能夠在某些時刻感受到這種感召，或許“不知什麼原因”，但它真實存在著。
塔魯與裡厄醫生有過一次長談，塔魯談起自己過去旁觀死刑的經歷，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禍害和受害者，但他又補充道，應該有第三種人，就是真正的醫生，“站在受害者的一遍，以便對損害加以限制”。只有保持了對於他人的同情心，才能真正的成為一個人。”
裡厄醫生雖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對生活並不抱有太大的幻想，但對他人卻厚道仁慈，並富於犧牲精神。鼠疫來臨時，他積極投入救治，沒日沒夜地工作，他要“跟他同城的人們，在他們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礎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說，愛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
鼠疫最終結束了，結束得悄無聲息，並不是因為醫生們找到了救治的解藥，而是病毒彷彿忽然就放過了他們。開始有老鼠出現，人們的病情也減輕，新的病例也減少了。從這個角度講，似乎很難說裡厄醫生們贏得了這場戰役，但是他們確實贏了，贏得了知識和記憶，這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而是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加繆寫道：“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鼠疫終於結束，城門打開時，人們彷彿重獲新生，他們盡情享受重逢的快樂。只有裡厄醫生在默默思考，瘟疫將人們玩弄一番之後突然撤離，人們是應該高興，但人類的荒謬處境改變了嗎？
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認為這個世界的荒誕和人生的無意義，這是一種悲觀主義哲學。但悲觀主義哲學不等於悲觀的人生態度。悲觀主義哲學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使人們認識到生活的本質，需要戰勝無意義所帶來的失望和沮喪，勇於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存在主義強調“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是在這個荒謬的處境中受苦，因此需要人道主義精神，人不能無視他人的痛苦，必須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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