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向社會公佈，北京大學未名湖燕園景區（原燕京大學校園）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並在未名湖畔立下永久性紀念碑。當人們面對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和金碧輝煌的建築，無不為當年燕園總體設計和建設注重立意的清新，佈局的巧妙，技法的精熟，意境的超凡，貴在自然，妙在含蓄而讚歎，可是人們對它的創建者卻知之甚少。
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擇定了校名
司徒雷登20世紀中國歷史上一位家喻戶曉的美國人，在華生活、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做了兩件對中國社會極富影響的大事：一是從1919年起他就任燕京大學校長，僅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就把一個“從完全意義上講不能稱其為大學的學校”，建成堪與北大、清華齊名並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立了緊密學術聯繫的中國一流大學。二是從1946年至1949年，司徒雷登擔任了美國駐華大使，捲入了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政府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企圖洗刷在中國內戰中的責任。為揭露美國政府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打消中國社會對美國的幻想，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別了，司徒雷登》等系列評論，作為美帝國主義侵華勢力代表的司徒雷登在中國家喻戶曉，而他人生中最輝煌的燕京大學校長的歷史卻逐漸地被人們遺忘了。
司徒雷登
燕京大學是由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合併而來。匯文大學的前身是1870年由基督教美以美會在北京創辦的匯文學校；協和大學的前身是1869年由基督教公理會、長老會、倫敦會創辦的潞河書院。兩所學校創辦之初主要是從事中學教育，1916年開始商談合併事宜，1917年4月4日選舉H.H.Lowry（劉海瀾）博士為代理校長，學校在當時北京盔甲廠匯文大學住地掛出了“PekingUniversity”的一塊英文牌子，並著手招生。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合併的雙方由於派系和人事糾紛，理念的不同，在校長和新校名、校址以及學制是否設立預科等問題上爭論不休。由於分歧嚴重，雙方既沒有時間也抽不出精力去解決資金和建校問題。與此同時，由京師大學堂發展而來的一所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學”的國立大學，在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迅速得到了成功，在國內外已開始享有名氣，並對原匯文大學住地掛出的“PekingU-niversity”的英文校名提出歧義，學校陷入了困境。
要解決並校矛盾，急需一個既與教會有密切關係，又熱心教育，並與原校無牽連的局外人來主持。美國校董會於1918年派愛德華·林肯·史密斯來華考察在南京神學院任職並在宗教教育界小有名氣的司徒雷登。之後，史密斯在南京給董事會寫信：“司徒雷登博士無論在傳教士還是在中國人中間，都享有很高的聲望。他精通中文，瞭解中國人的思想，具有專業知識”，“一旦他被給予機會，他將展示優秀的行政才能”。推薦得到認可，1918年12月3日，司徒雷登收到了校董會聘請他擔任校長的邀請。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來到北京，學校使他非常失望。校舍極其簡陋，毫無設備，匯文與協和的校友在校址、校名、預科等問題互不相讓，形同水火。學生94名，大多數是地方教會派來培養做傳教士的，根本不具備大學生的水平。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外籍教員是由在華各教會中挑選而來，大多數沒有資格充任大學教授，他們關心的只是代表所在教會的利益。學校每年的預算僅5萬元，赤字一半。遠在美國的校董們對這所大學並沒有多大興趣，出席會議的董事，往往把這所學校和小亞細亞的貝路斯大學混為一談。在嚴重的困難面前，司徒雷登也打了退堂鼓，一度回了南京。
司徒雷登
由於校董會認為司徒雷登是不二人選，不斷來電催促其就職，在他感到兩難之即，遇見了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誠敬一博士，誠認為：當前最大問題，係為新校選擇雙方都能接受的校名，何不採用北京古名燕京？司徒雷登欣喜至極，當即電告北京得覆電贊成。由於並校數年未決的校名難題迎刃而解，校董會再次敦請司徒雷登赴任，並對他提出的異地建校和另聘人為學校籌款兩項條件，給予了明確支持的答覆。當年夏天司徒雷登攜全家，在他的好友哈利·盧斯博士的陪同下，離開生活了11年的南京，到燕京大學走馬上任，艱難地開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一段旅程。
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募集了鉅額款項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這是司徒雷登上任伊始發出的由衷感慨。為了給燕京大學尋找一塊合適的新校園，他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幾乎轉遍了北京的城郊，終於在北京的西郊、清華園的對面為燕京大學找到了新址——勺園。司徒雷登的選擇得到了學校董事會和美國紐約燕大託事部理事會的同意。為了低價得到這塊地的產權，1920年夏天，他不顧路途遙遠，專程去西安拜會勺園的主人陝西督軍陳樹藩，督軍念其意誠彌堅，僅以6萬大洋低價將地賣給了燕京大學，同時還捐出了所得款項的1/3。司徒雷登為感謝陳督軍的善舉，特聘其為學校的終身董事，並以他的捐款設立獎學金，專供陝西省每年10名學生免費入學。以後燕大又在勺園周邊相繼購得民房、民地及官道、官地，至1920年合計共有780畝，1921年開始動工興建。
“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這是司徒雷登回想當年為燕京大學建校籌款時所發出的感慨。2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燕京大學全靠向社會募集捐款建校，可謂舉步維艱。司徒雷登舉薦了哈利·盧斯博士為副校長，擔任紐約託事部的副主席，籌集建校資金。盧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國四處奔走，在美國畢業，決定接受燕大聘請任教的洪業（煨蓮）也奉學校的指示陪同盧斯展開募捐工作。每當提及此事，洪業不無心酸地自我解嘲：“我是街頭演出的猴子，盧斯是搖著手風琴等猴子演完戲向觀眾要錢的乞丐。”盧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國奔波，結交了許多朋友，但籌措到的資金很少，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司徒雷登不得不把籌集款項作為自己在燕京大學的首要任務。
1922年，司徒雷登應召到美國向教會團體作有關燕京大學報告的同時，親自投入募捐。在以後的14年裡，先後10次飄洋過海，往返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向有可能給予捐款的各種人等做說服動員。為了給新建的燕大籌款，他不得不“經常巴結未來的捐款人，而且向他們乞求”，為此他竟“得了一種神經性的消化不良症，這一症狀每一次總是在旅程完結時消失”。
為了籌款，他想方設法摸清了福特、洛克菲勒等富豪的秉性，併成了他們的座上客。在1936至1937年度，洛克菲勒基金會給燕大的資助佔學校資金的11%，佔學校年度預算的21%。為了給燕大籌款，“神經系統沒有鬥牌的技能和興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連幾天“跟一個半聾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臨終遺囑上別忘了燕大”。司徒雷登還積極地將燕京大學的學系與外國的學校和相關的基金掛鉤，爭取得到他們的扶持。燕京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密蘇里大學先後建立了聯繫，並得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支持。為了爭取得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捐贈的遺產，他連續幾年與執行其遺囑的美國鋁業公司總經理和律師保持密切的聯繫，除了給燕京大學爭取到150萬美元的捐款，還給哈佛燕京學社的組建爭取到了一筆鉅額款項，總金額高達640萬美元。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學與名不見經傳的燕京大學掛上了鉤，使燕大一時在國內外名聲大噪。
在中國國內，司徒雷登也積極進行了募捐工作，他先後拜訪了北洋政府的首腦和許多大軍閥、大買辦和大資本家。他親自具函爭取段祺瑞出任燕京大學的名譽董事，力請原北洋政府的總理顏惠慶出任燕大的董事，並一度擔任了董事長，以後學校用顏幫助籌集的資金修建了燕大的圍牆；孫傳芳為燕大捐2萬美元；張作霖捐5000銀圓；段祺瑞、馮玉祥先後為燕大捐3000元和7000元。哈佛大學企業經營管理學院院長多納姆擔任了設在紐約的燕京託事部的主席，30年代，孔祥熙擔任了燕京大學校董會的董事長，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幫助了燕大。
30年代，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燕大的資金來源受到了極大衝擊，出現了相當大的赤字。為了渡過難關，司徒雷登提議在中國國內發起“百萬基金運動”。在他的倡導下，教職員們在自己薪水並不高的情況下認捐基金的10%；校友捐出了32.2萬元；蔣介石、汪精衛、孔祥熙三人以私人名義為“百萬基金運動”在南京的籌款會發出聯名請柬；胡適等社會名流也在報上發表文章，呼籲社會各界支持燕大。出於對燕大的肯定，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從1933年起每年給燕大補助經費6萬元，使之成為全國20所受到教育部資助的大學之一。
1922至1936年間，司徒雷登僅在美國就為燕京大學募得2000萬元（基金和建設費用約各佔一半）。在他的主持下，學校對各項經費的用度制定了許多規定和細則，在燕大開辦的那些年裡，沒有發現行政管理人員貪汙經費的現象。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時，據教育部調查報告“全國各大學經費用途比較之效率以燕京大學為最高”。
司徒雷登得意之作——燕園
司徒雷登視燕京大學校園建設為一生最得意之作。早年在杭州的生活使他注意到了優美的西湖風景，當來到北京以後，西山的宮殿和廟宇深深地吸引了他，對天安門和紫禁城以中軸線前後排列及中規中矩的建築藝術更是深深迷戀。為此，他聘請了對中國古典建築藝術有著濃厚興趣的美國建築師亨利·莫非（Henry.k.Murphy）從事校園的設計。他們“從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建築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簷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則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並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通過搞自然性的建築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築物之間避免了死板的嚴格對稱和建築上的單調性。在搞自然建築中，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有意散亂地分佈著，或依傍於真假山嶺，或坐落在真假山谷之間，或傍以池塘水面，不講方位，不拘一格”。
司徒雷登主張：校舍本身應象徵著辦學的目的，應該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當博晨光的叔父同意捐款為校園修建水塔時，根據捐款的數額，學校獨具匠心地在校園風景秀麗的未名湖畔設計並修建了外形是一座十三層的中國寶塔式樣的供水塔，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從此成為燕大校園的象徵。燕大先後建造了80多棟中式建築，還著力保護、修復了荒蕪的勺園和其他以後陸續購進的鏡春園、朗潤園等舊花園的景色，大量培植了草木，並從附近荒蕪的圓明園遺址移來了奇碑異石，又在景色宜人處修建了亭閣。校園裡還獨具一格地設立了一座鐘亭，安放了一尊音色清亮的古剎大鐘，在校園裡鳴響報時。
1929年，燕京大學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此時的燕園在勺園的基礎之上擴大了4倍，它包括了燕南園、燕東園、農園、朗潤園、鏡春園、蔚秀園、承澤園等。新校園以未名湖為中心，山水相依，樓閣交錯，造型典雅，華光流彩。校門以遠處玉泉山的琉璃塔為東西走向的中軸線，依照原有的自然山水，合理佈局，可謂巧奪天工。古色古香的大門高懸蔡元培先生題寫的“燕京大學”校匾。整個教育中心區的所有建築全是飛簷斗拱的中式建築，內部裝修和設備不僅是當時中國一流的，也符合同時代國際上大學教育現代化的要求。越過教學區東行，是一帶蜿蜒起伏、叢林密佈的丘陵，越過丘陵，在它的前方是波光盪漾的未名湖，湖心島上有玲瓏典雅的湖心亭，在湖的東方是全校的最高建築，仿通州燃燈塔而建的供整個校區飲水之用的博雅塔。每當夕陽西照，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著美麗的塔影，傾倒了無數的學子和慕名而來的遊人，“未名夕照”成為燕園首推的景色。對校園的建設司徒雷登充滿了驕傲，認為“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讚燕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
燕園的建成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因為它沒有花中美兩國政府的一分錢，基本是從民間（其中主要是美國）集資而來，主要靠司徒雷登遠涉重洋化緣而來。燕京大學董事會主席顏惠慶在新校址落成典禮大會上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燕京大學的發展一日千里，應該感謝“司徒雷登博士之定理經營”。1936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以司徒雷登創辦燕京大學十數年如一日，成效卓著，授予他一等褒獎狀，作為其花甲壽辰的賀禮。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近30年，全身心投入燕大發展，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積蓄，晚年回到美國，沒有住房，退休金和醫藥費也一度無處領取，住在昔日的學生、多年的秘書傅涇波家中終老天年。 1955 年8 月1 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裡邊提到，“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1962 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涇波1973 和1984 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部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1986 年6 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料，此決定遭到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於是，1987 年4 月，中國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1988 年，傅涇波帶著遺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唸叨此事。
此後在無限期的“暫緩辦理”之中，國人逐漸重新認識傳教士“帶著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並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
司徒雷登墓
於是，傅涇波後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僅沒有拒絕，反而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沈建中更是出書贊成，他在《司徒雷登與西湖》中認為司徒出生在杭州，會講一口杭州話，又是杭州的榮譽公民，家庭成員中，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濱，耶穌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園，杭州當是首選。此書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於杭州。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時任美駐華大使雷德出席司徒雷登骨灰安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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