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
文|劉文震
他們（孔孟）把人分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於統治愚民，所以參與政治的念頭也非常急切。終因求之而不得，反而招來喪家之犬的譏誚，我真為聖人感到可恥！至於要把他們的學說實施於政治上，我認為也有很大弊病。
以上這段話摘自《文明論概略》，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2016，商務印書館，第56頁。
這是我見過對孔孟最嚴厲的批判。作者是日本啟蒙思想家，日元紙幣最大面額人物，福澤諭吉（1834-1901）。
1、為什麼批判孔孟
福澤為什麼如此批判孔孟？
美國打開日本通商口岸後，面對西方先進文明，日本陷入恐慌。福澤是立足日本進步的立場，發此議論的。
這種批判在新中國早期階段，某個領袖做過，多數人不同意。
面對落後的現實，人們極易病急亂投醫。
有的建議設計一種全新的文明藍圖，有的建議學習西方的槍炮、鐵路、洋房，有的建議改革政治制度，更有甚者，呼籲精神復古，道德內省。
福澤諭吉批判了以上說法。倡導學習看不見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復古，也就是把做聖人、提高個人道德作為復興的方法。
文明的精神是群體決定的，提高群體的德智水平是關鍵，而非個別英雄人物。他說，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得志的極少，多數以唏噓嘆息，牢騷不平了此一生。
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周朝諸侯的罪過，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們的原因，這就是“時勢”，當時人民的“風氣”，也就是當時人民普遍賦有的“智德”水平。不用孔孟，是時代的趨勢而已。
古來英雄成大事者，並不是用他們的智術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沒有阻礙他們的智德而已。
道德在未開化的人事社會，對秩序有作用，隨著民智逐漸開化，必然喪失作用。不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適合，以後也不適合。
後世學者，切莫根據孔孟之道尋求政治途徑。
2、道德作用甚微
福澤諭吉當時提出的日本學習和趕超歐美，思路就是提高民智。文明進步靠人民，不靠個別英雄；最重要最優先解決人民的德智問題，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後是鐵路、洋房、軍器。
這本作品可以看作“群體精神文明論”。
作品最重要的價值，重火力批判了“道德能夠推進文明”的復古迷昧。
進步是群體智德的進步。尤其是智力的進步，而非固守私德。
道德分私德和公德。私德是個人內心活動的純潔、嚴肅，公德是社交行為的廉恥、公正、勇敢。
智力分為私智和公智。私智是對某件事物道理的理解，某個物體的研究，公智是分清事物的輕重緩急，能根據時間空間取捨的才能。
這兩種道德爭論非常尖銳。從歷史上看，聖人都是鼓勵私德的，本身也是私德楷模，民眾多數認為振興國家就是復興私德。
福澤嚴厲指出，國家的進步不能依靠私德，因為道德不可測量，不可學習，不可控制。國家的進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為深佛兩教講的修德，與孔孟私德非常接近。
因此，學者不能把私德和私智，作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國家的進步要務實，需要智力的開示，智教的興旺。
3、開智勝過修德
群體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開智勝過修德。
既然國家的進步依靠公智，重點就在如何根據時空條件，推動社會的進步。評價一個人在文明中的價值，不應該抓住私德過失不放，而要看公德貢獻大小。
為什麼福澤認為，日本的進步需要開智？
道德在未開化時期，效果最好，人際複雜、民智開化之後，道德的效果逐漸衰退。
道德存在於內心，不是外在行為，影響範圍很小。修私德本來就是為自己，如果是為他人修私德，則是偽道德。而智力與外物接觸，可以經過調整、進步，創造多數人的利益，影響範圍很大。
道德好比鐵材，智力好比加工。加工程度越高，工具越厲害，應用越廣泛。
最後，智力是可以批量學習提高的，道德卻靠個人內心的努力，效果因人而異。因此，智教的價值遠大與德教。
對國人刺激最大的是這點：私德對於集體進步無益，孔孟之道對政治無益。孔孟之道，是萬萬不可用於政治的。
現代人讀這樣的作品，一定要結合當時的背景。福澤諭吉如此強調智力、公智的重要性，是因為當時日本急需提高戰鬥力，保證國體不會淪喪於異族。
4、如何發憤自強
一百年後，對這三種迷昧的批判，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目下中國的國學復興，民間的宗教隆盛，群體陷入恐慌，福澤的批判給人一定的啟發。
企業在尋找突破的時候，以道德為切入點，個人在尋找進步的時候，退縮到宗教安全傘下，獲得了虛幻的勝利，對改變實力沒有幫助。
福澤很像東方的尼采，不過尼采是個人權力意志的，他是國家實用主義的。兩者都強調實力，否定傳統個人道德的重要性。
我從來不憚以國家比喻個人。因此，完全可以把這本作品當作企業和個人的進步書，對於個人的發展而言，振聾發聵。
第一，學習相對進步的，不要期待完美無缺的學習對象。只要比自己優秀的都可以作為學習目標。
因為進步雖是無限的，但學習必須尋找可行的目標。看到對方不完美，封閉學習入口，這是恐懼帶來的藉口。
第二，學習精神而非模仿工具。
學習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學習難的還是易的？在福澤時代，是有爭議的。晚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學習的就是有形的，容易的。
福澤是相反的觀點。先促進文化精神，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證明這個邏輯是有效的。
第三，務實進取，擱置道德和宗教。
在圖謀進步的過程中，剋制私德的崇拜，甚至擱置道德爭議。道德不是奮發圖強時候的第一要務。
在企業變革期，也不要陷入道德的爭論，企業管理制度多關注行為層面，少討論道德內容。
至於引進宗教的力量，只能純潔個人內心，對於群體進步，收效甚微。
本文轉自：啟蒙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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