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史郎（1912年4月27日—2006年1月3日），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人，年輕時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暴行。在他的晚年，曾先後7次來到中國，以不同的方式謝罪、懺悔，並披露日軍鮮為人知的侵華事實。他也因此遭到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攻擊、威脅和謾罵。接下來的故事，我們講講一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東史郎的最後救贖。
在中國人心目中，日本老人東史郎的形象，定格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灰色巨型石碑前、“遇難者300000”黑色大字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雙手合十，長跪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石碑前，久久不肯起身。他的頭深深的低著，雙手合十，喃喃自語著“我有罪”。這位老人，就是少數敢於向中國人民謝罪的日本兵之一——東史郎。東史郎面容低垂而悲慼，腦海裡，不斷浮現出幾十年前隨軍攻佔南京並參與南京大屠殺慘烈場景的一幕幕……
1937年8月，25歲的東史郎奉日本天皇之命應召入伍，為日本軍第16師團二十聯隊士兵，參與了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還曾參加過天津、上海、徐州、武漢、襄東等戰鬥和戰役。1945年8月，日軍在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後回到日本。
東史郎在出徵前與生母合影。深受軍國主義影響的生母對他說：“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當時東史郎上戰場前，母親贈予匕首，讓他被俘時切腹自殺。東史郎從母親的話語中感受到母親的偉大，此時的他更加堅定了為天皇戰死的信念。
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中，東史郎是日軍第十六師團的一名士兵，他們這支部隊與其他日軍還有所不同，因為他們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施暴者，這支部隊的每一名士兵手中都沾滿了無辜人們的鮮血。東史郎隸屬中島今朝吾（南京大屠殺期間殺人最多的劊子手）的部下， 東史郎染指的殺戮自然也不會少。那個時候，東史郎還是個受軍國主義薰陶的熱血青年，叫囂著為天皇盡忠，叫囂著殺光敵人，然而，南京城裡泯滅人性的殺戮，終究還是喚醒了他未泯的良心。雖然作為一個普通士兵，他無力改變屠殺的命令，但是他卻選擇以日記的方式將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並趁著1939年回國養病的機會，將所有的日記資料偷偷帶回了國內。在日本戰敗後，東史郎受到了中國軍隊的寬大處理，被安全遣返回國。
根據東史郎的回憶，在成為中國軍隊的俘虜之後他就非常的害怕，很擔心遭到報復，像他們對付中國士兵那樣對付他，每天都惶惶不可終日。東史郎被中國軍隊羈押在上海十六鋪碼頭，面對這些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鬼子”，很多中國軍人拼死控制著自己的情緒。但當時有一箇中國營長對東史郎說了一段話讓他幡然醒悟。中國軍人對東史郎說：1937年他在下官中山碼頭遭到了日軍的屠殺，因為戰友的屍體將他壓住，他才僥倖死裡逃生。一想到死去的戰友，一想到日軍對同胞們的屠殺，他就恨不得將東史郎攔腰砍斷，扔進黃浦江裡。“但是長官要求我們不能虐待你們，讓我們以德報怨，我們中國人與你們不一樣。”這位中國軍人的話給了東史郎很大的觸動，東史郎當時就跪了下來，此刻的東史郎幡然醒悟。他在日記中說，自己的生命是中國人給的，從那時開始，他開始反思日本的侵略行為。
1987年，東史郎把在中國期間寫的日記整理為《陣中日記》、《手記》。同年12月，日本青木書店以其日記為藍本，出版了《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即著名的《東史郎日記》， 向中國人民謝罪，無情地揭露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國內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聲音不絕於耳，而日本右翼勢力的打擊報復又讓很多人不敢發聲，就在這樣的關節點，東史郎於1987年以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方式，公佈了自己所寫的“陣中日記”，共計5卷37萬字，詳細揭露了日軍當時燒殺搶掠的真實情況。這本書出版後，立刻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東史郎也被稱為“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最後的良心”。
東史郎在敘述自己將日記公佈於眾的動機時說：“讓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世人以真相，不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他為了表示懊悔的心情，在他有生之年，曾連續7次親赴南京謝罪，表現出對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
東史郎將自己“陣中日記”中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公之於眾，對妄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推卸侵華戰爭罪責的日本右翼勢力是一個沉重打擊。日本右翼勢力核心是原侵華日軍將校軍官團。他們紛紛打威脅電話並投寄帶有子彈頭的恐嚇信。他們把宣傳車開到東史郎家門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擲“發煙筒”，弄得他家屋內濃煙滾滾。右翼勢力甚至發出了“褻瀆英靈，罪該萬死”等惡嚎。
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50週年之際，東史郎自戰後首次來華，並參與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活動。當時，已經古稀之年的東史郎身著一身黑衣，在南京大屠殺紀念碑前深深一跪，表達了自己對屠殺罪行的懺悔。從那時起，東史郎多次來華，或參加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或作為證人出席法庭，甚至在88歲那年，還不辭辛勞專門來到中國出庭作證。
此後，東史郎的種種行為這引起了日本右翼勢力對他的仇視。在東史郎“陣中日記”公開發表5年之後的1993年4月26日，東史郎在“陣中日記”中記述的那個在南京最高法院前虐殺一箇中國人的西本，即橋本光治（東史郎原來的戰友），向東京最高法院控告東史郎。橋本在起訴書中聲稱，東史郎在《我們的南京步兵隊》一書及另外兩本收錄東史郎“陣中日記”的書中提到的他在南京隨便燒死一箇中國人之事“純屬捏造”，是對他名譽的損害。為此，他要求東史郎、下里正樹、和青木書店賠償200萬日元，並登報“謝罪”。
東史郎說，當年東京地方法院作為民事案件開庭審理。一幫原侵華日軍軍官組成“支援橋本會”，每次聽證會都身著舊軍服，在旁聽席上助威，聲言“對東史郎的審判，事關南京城內殘暴行為的審判、為了我們的部隊，一定要使橋本贏得這場官司”。他們公開聲明：“這次訴訟不只是將恢復橋本光治的個人名譽作為目的，而是以此作為突破口，證明東史郎日記記載的日軍第二十聯隊的暴行是虛構，南京大屠殺是謊言。”
1996年4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竟然以東史郎等在出版物中的記述“沒有客觀證據”，“損害了原告名譽”為名，責令向原告賠償50萬日元，並登報道歉。判決中宣稱：侵華日軍當年在南京“殺害俘虜和平民也許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被害人數、被害者遭到殺害的原因和現場具體情況等，在歷史學上尚有許多爭論。”這個論調的實質就是“南京大屠殺未定論”。當東京地方法庭宣佈判決之後，支持橋本的人身著舊軍服，走上街頭，高唱軍歌，為“勝利”歡呼。他們在新聞發佈會上宣稱“此時的心情如同當年佔領了南京”，並高呼萬歲。
東史郎並沒有屈服。他於東京地方法院做出判決後，立即以《我的決意》為題發表聲明，指出：“原告是以抹殺南京大屠殺史實為目的，將我推上被告席的。我作為從軍士兵，知道南京大屠殺加害於中國人民的真相。即使脅迫和攻擊再多，也不屈服，要把戰場的真相坦白出來，因為‘只有明白南京大屠殺真相以後，才能對其殘暴罪行進行深刻反省’此後，東史郎連續向東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但得到的結果都是敗訴。1998年12月22日，時年86歲日本老兵東史郎接到日本最高法院駁回的上訴後，挺直不屈的身板，從容地走出最高法院，隨即打出一條字幅：“俯仰天地問心無愧”。他對記者坦陳，雖敗訴而無悔：“我活不了幾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殺事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敗訴後，東史郎認為，“關於這次審判，問題並不在於原告橋本光治是否殺死一名中國人。他們是想利用這個事件向人們宣稱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法院也根本不想看到真實的南京大屠殺事實，也根本沒有人想要看到歷史。法院的判決的目的是要恐嚇為維護歷史事實而奮鬥的正義人士。”
在一審之後、東史郎上訴期間，一些中國人和日本人多方奔走，查找並提供了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市地圖等物證以證明東史郎所說的是事實。但是，東京地方法院並未審理而直接駁回上訴。在其後，面對日本右翼的責問、恐嚇還有威脅以及長達十幾年的官司。深受南京大屠殺之害的中國人民，圍繞東史郎“陣中日記”也展開了正義與反動的較量。1995年2月12日，《光明日報》發表君風的文章《一場令人深思的案件》指出：這起“案件”有其特殊性，“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橋本等人真正要告的是早已成為定論的南京大屠殺這樁鐵案。顯然橋本狀告東史郎一案已成為日本久已存在的“南京大屠殺虛構派”導演的“代理人戰爭”，成為日本少數人企圖推翻南京大屠殺的突破口。
1995年7月，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聯合編《南京大屠殺圖證》一書，書中刊登有關東史郎承認和揭露的南京大屠殺的九幅圖片，對其鬥爭給予堅決的支持。中國對外友好協會代表團還去東史郎家中拜訪，給予鼓勵和支持。東史郎在中國取證期間曾多次提到“感恩”，他說：“當年中國軍人的話讓自己銘記了一輩子，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寬大胸懷，也許他根本活不到今天。東史郎深知戰後的幸福生活是承蒙了中國的巨大恩情，他感謝中國，同時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深地懺悔。”
東史郎終審敗訴後，受到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的強大聲援，給東史郎以巨大的支持和精神安慰。
2006年1月3日，東史郎在日本京都病逝，享年94歲。為了紀念這位敢於為受害者發聲的正義之士，南京市政府專門派人參加了他的葬禮，並授予他“南京大屠殺研究特別貢獻獎章”，以悼念這位真正有勇氣的日本人。在南京政府給東史郎的唁電中，有這樣的話：“東史郎先生曾作為一名侵華日軍士兵，參加了侵略中國的戰爭和南京大屠殺。但是，在事隔半個世紀後，東史郎先生敢於站出來反省歷史，維護歷史事實，真誠地向受害國人民謝罪，並無情地揭露侵華日軍當年在中國犯下的暴行，贏得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南京人民的諒解，贏得了世界上主持正義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尊重。”
閱讀更多 清風明月逍遙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