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享譽國內外的文學大師，葉聖陶對中國文學界、教育界的貢獻有目共睹，就連中國著名文學家茅盾先生對葉聖陶都佩服不已，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說：“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的地，寫實的地，描寫著灰色的卑瑣人生的，是葉紹鈞。要是有人問道：第一個“十年”中反映著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葉紹鈞。 ”，從茅盾的話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葉聖陶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影響力。
葉聖陶“冷眼旁觀”的結果，是把很多人們習以為常的陳腐可笑的社會現象，小市民、小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通過他平實、冷峭的筆墨寫了出來。應該說，小市民的人生是封建社會反動的、停滯的生活的組成部分，是封建制度肌體上潰瘍腐爛的一個惡臭局部，小市民的人生哲學是封建統治賴以生存的基礎之一。因此，葉聖陶對小市民的鞭撻筆伐，就是對整個封建社會的揭露打擊，他的反封建性是顯而易見的。冷靜，客觀，寫實，確是葉聖陶小說的特點，例如他的《潘先生在難中》一篇小說，寫一個鄉村教師在軍閥混戰中張皇失措的逃難情況，以及其苟安僥倖的心情，刻畫小市民卑瑣生活極為細緻。
潘先生、吳先生（《飯》）、叔雅（《校長》）以及《一包東西》、《英文教授》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的碾盤重壓下的知識者，作者看不慣他們的怯弱、空虛、自私，不由要刺它一下；但是他也深知這些人物身上沾有的細菌是那個社會賜予，因此他在諷刺的同時又毫不含糊地把筆鋒指向其背後的黑暗現實制度，從而使他的批判現實主義達到了一定的深度。於是諷刺也就顯得溫婉、醇厚，不失葉紹鈞客觀寫實的基本風格。葉紹鈞“除了穩健的技巧之外，他的作品還具有一份醇厚的感性，雖是孕育於當時流行的觀念和態度中，卻能不落俗套，不帶陳腔”。
作者富有旋律感的內心描寫打破以往在相對平穩的環境中展示知識分子灰色心理的做法，而在一個動盪的時世中淋漓盡致地揭示知識分子的複雜心靈的力作。內心描寫富有旋律感，這是《潘先生在難中》的巨大成功。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潘先生，思想中充滿動搖和妥協，活象大海里沒有根柢的浮標，稍有風浪，就左右晃盪。“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就是這一類人的性格寫照。作者抓住這樣一個根本特點進行描寫，穿針引線，細針密縷，展開了細緻的內心刻畫。這裡所說的“針”，就是人物思想波動的中心點，就潘先生來說就是利己主義，就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
他的整個思想波動的蹤跡都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小說一開頭，在擁擠雜亂的車站上，就頗具特色地把這個“針頭”露出來，“四條性命一個皮包”組成一條蛇，在人群中推移。以後，每當組成這條“蛇”的五大件，有失散，有危險的時候，潘先生便懊悔、著急、落淚；稍得安寧的時候，便又陶陶然慶幸，悠悠然坐臥。
即使他隻身返回鄉鎮，也是為了不丟職位，保住裝得飽飽的“皮包”；他到紅十字會多領了旗子徽章，也是為了保性命皮包。甚至連他很有意味地蘸墨揮筆，為軍閥歌功頌德，又何嘗不是因為性命皮包暫時保穩了，所產生的興致呢？作者驅動一枝既憐更諷、亦莊亦諧的筆曲折而又逼真地寫出潘先生的內心波瀾，做到張弛有度，起伏成趣。這些波瀾起伏，就是作者細針密縷所留下的“線”。小說的心理描寫，必須有針有線，循針引線，針線結合。有針便有中心，有線便有波瀾。有波瀾即不板，有中心即不亂。不板不亂，即是描繪內心的秘訣，也即是《潘先生在難中》所給予我們的藝術啟示。
葉聖陶的文章語言純淨樸素卻不缺乏生動、精緻的語言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隨便使用方言土語，卻不缺乏生動、精緻而富於表現力的描寫；特別是在撮取人物的形象、性格的特徵來組織語言這一點上，顯示出卓越的匠心。如：《潘先生在難中》：“‘用晚飯吧？’茶房放下皮包回頭問。——他做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著。” 在這一段描寫中，孩子的稚氣，潘師母因為孩子不知趣而感到的氣惱，茶房的帶答不理的神情，都表現得很生動。至於主要人物潘先生的形象性格，作者更是恰當地選擇了簡練、樸素而又性格化的語言來著力刻畫，使人讀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葉聖陶文章.結構多變、精於佈局，講究結尾饒有餘味。《多收了三五斗》無一中心人物，頗有散文風，《金耳環》以“戒指”一物貫穿全篇，寫了一個士兵的悲劇，《遺腹子》寫女人的七次生養，力避寫法的雷同，而《多收三五斗》、《潘先生在難中》、《風潮》等不少小說結尾的藝術匠心，尤見功力。葉聖陶自己曾經說過：“文風是作風，也是思想風，文風的健康與否，其實是國民精神狀態的一種折光，從一個特異的角度，反映著政風、國風”，所以他的文章結構、文章風格，都很有風骨。葉聖陶小說的結構藝術頗似作家故鄉蘇州園林的格局，尺幅之間，峰迴路轉，早在20年代，評論者就肯定了葉紹鈞是和魯迅一樣講究結構的少數小說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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