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葉聖陶（1894—1988），男，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聖陶，1894年10月28日生於江蘇蘇州，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著有長篇小說《倪煥之》。
如果我當老師
文│葉聖陶
我現在不當教師。如果當教師的話，在“教師節”的今日，我想把以下的話告訴自己，策勵自己。這無非“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意旨。“以前種種”是過去了，追不回來的了；慚愧是徒然，悔恨也無補於事；願它過去吧，像一個不愉快的惡夢一樣。
我如果當小學教師，決不將投到學校裡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傢伙、惹得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乾淨的、骯髒的，我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僅僅浮在嘴唇邊，油腔滑調地喊一聲，而是出於忠誠，真心認他們作朋友，真心願意作他們的朋友的親切表示。小朋友的長成和進步是我的歡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鈍是我的憂慮。有了歡快，我將永遠保持它；有了憂慮，我將設法消除它。對朋友的忠誠，本該如此；不然，我就夠不上做他們的朋友，我只好辭職。
我將特別注意，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想“教育”這個詞兒，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淺的方面說，“養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它的含義。無論怎樣好的行為，如果只表演一回兩回，而不能終生以之，那是扮戲；無論怎樣有價值的知識，如果只掛在口頭說說，而不能徹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遊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將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養成，決不馬虎了事。譬如門窗的開關，我要教他們輕輕的，“砰”的一聲固然要不得，足以擾動人家心思的“咿呀”聲也不宜發出；直到他們隨時隨地開關門窗總是輕輕的，才認為一種好習慣養成了。又如菜蔬的種植，我要教他們當心著意地做，根的入土要多少深，兩棵之間的距離要多少寬，灌溉該怎麼調節，害蟲該怎樣防禦，這些都得由知識化為實踐；直到他們隨時隨地種植植物總是當心著意的，才認為又一種好習慣養成了。這種好習慣，不僅對於某事物本身是好習慣，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對於開關門窗那樣細微的事，尚且不願意擾動人家的心思，還肯作奸犯科，幹那擾動社會安寧的事嗎？對於種植菜蔬那樣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對於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認識，具體的如社會現象的剖析，還肯節省工夫，貪圖省事，讓它馬虎過去嗎？
我當然要教小朋友識字讀書，可是我不把教識字、教讀書認作終極的目的。我要從這方面養成小朋友語言的好習慣。有一派心理學者說，思想是不出聲的語言，所以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一個詞兒，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念，怎麼寫，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含義和限度，該怎樣使用它才得當。一句句子，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說，怎麼講，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語氣和情調，該用在什麼場合才合適。一篇故事，不但使他們明白說的什麼，更要藉此發展他們的意識。一首詩歌，不但使他們明白詠的什麼，更要藉此培養他們的情緒。教識字、教讀書只是手段，養成他們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才是終極的目的。
我決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唸經一樣，把各科課文齊聲合唱。這樣唱的時候，完全失掉語言之自然，只成為發聲部分的機械運動，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既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那麼，隨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麼意思？
現當抗戰時期，書本的供給很成問題，也許臨到開學買不到一本書，可是我決不說“沒有書本，怎麼能開學呢！”我相信書本是一種工具或憑藉，但不是惟一的工具或憑藉。許多功課都是不一定要利用書本的；也可以說，文字的書本以外還有非文字的書本，非文字的書本羅列在我們的周圍，隨時可以取來利用，利用得適當時，比利用文字的書本更為有效，因為其間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橋樑。公民、社會、自然、勞作，關於這些非文字的書本，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書鋪子裡賣不出書，又有什麼要緊？只有國語，是非有書本不可的；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筆，小朋友還買得到紙和筆，也就沒有什麼關係。
小朋友頑皮的時候，或是做功課顯得很愚笨的時候，我決不舉起手來，在他們身體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覺，至多幾分鐘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們身體上起了紅腫，隔一兩天也沒有痕跡；這似乎並沒有多大關係。然而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們的身體，同時也打了他們的自尊心；身體上的痛感或紅腫，固然不久便會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損傷，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有什麼權利損傷他們的自尊心呢？並且，當我打傷他們的時候，我的面目一定顯得很難看，我的舉動一定顯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鏡子在前面，也許自己看了也會嫌得可厭。我是一個好好的人，怎麼能有這種可厭的表現？我既要作他們的忠誠的朋友，要養成他們的好習慣，又怎麼能對著他們有這種可厭的表現？一有這種可厭的表現，以前的努力不將根本白費嗎？以後的努力不將不生效果嗎？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手再也不敢舉起來了。他們頑皮和愚笨，總有一個或多個的原由；我根據我的經驗，從觀察與剖析找出頑皮的緣由，再從緣由上加以對症的治療，那還會有一個頑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圍嗎？這樣想的時候，我即使感情衝動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轉到心平氣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來出氣了。
我還要做小朋友的家屬的朋友，對他們的親切與忠誠，和對小朋友一般無二。小朋友在家庭裡，時間比在學校裡來得多；我要養成他們的好習慣，必須與他們的家屬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們往東，家屬卻要他們往西，我教他們這樣，家屬卻教他們不要這樣，他們必將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費。做家屬的親切真誠的朋友，我想並不難；拿出真心來，從行為、言語、態度上表示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們的子女弟妹好；誰不愛自己的子女弟妹，誰還肯故意與我不一致？
我如果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猶如我決不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一樣。書中稱積蓄著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就學生方面說，重要在消化那些經驗成為自身的經驗，說成“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工夫。因此，說了“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並沒有什麼分別。我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了；而我呢，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這裡我不敢用一個“教”字。因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這麼一套完整的本領，雙手授予學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領，能夠說已經完整無缺了嗎？我能夠肯定地說我就是一個標準的健全的公民嗎？我比學生，不過年紀長一點，經驗多一點罷了；他們要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經驗，我就憑年紀長一點，經驗多一點的份兒，指示給他們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一些實例，以免他們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許多冤枉道路才達到目的——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問我幹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
我不想把“忠”、“孝”、“仁”、“愛”等等抽象道德向學生的頭腦裡死灌。我認為這樣的辦法毫無用處，與教授“蛋白質”、“脂肪質”等名詞不會使身體得到營養一樣。忠於國、忠於家、忠於朋友、忠於自己的人，他只是順著習慣之自然，存於內心，發於外面，無不恰如分寸；他絕不想到德目之中有個“忠”字，他要實做那個“忠”字，才這樣存心，這樣表現。關於“孝”、“仁”、“愛”，也是如此。進一步說，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想到了“孝”字而行“孝”，那不一定是“純孝”；因為那是“有所為”，並不是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為要使學生的存心和表現切合著某種德目，而且切合得純任自然，毫不勉強，我的辦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學生養成好習慣。譬如，當升旗降旗的時候，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國歌，對國旗行禮，同樣使學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國歌，對國旗行禮；當勸飛機獻金的時候，我自己量力地捐一點，同時使學生也要量力地捐一點；當學校裡需要人力的時候，譬如舉行大掃除或籌備什麼會之類，我自己奮力地參加，同時使學生也要奮力地參加；當社會間發生了什麼問題的時候，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竭心盡力地圖謀最好的解決，同時使學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竭知盡力地圖謀取最好的解決；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養成學生的好習慣，綜合起來，他們便實做了“忠”字。為什麼我要和他們一樣地做呢？第一，我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本應當“忠”；第二，這樣做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實例，對學生盡了幫助他們的責任。
我認為自己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我所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事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同事，一定掬誠相示，毫不掩飾；我勸戒學生不要抽菸卷，我一定不抽菸卷，決不說“你們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紀才不妨抽”的話；我勸戒學生不要破壞秩序，我一定不破壞秩序，決不做那樹黨分派、磨擦傾軋的勾當。為什麼要如此？無非實做兩句老話，叫做“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出願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人家也易於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裡還有真氣？哪裡還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裡會受你的感動？無論學校裡行不行導師制，無論我當不當導師，我都準備如此；因為我的名義是教師，凡負著教師的名義的人，都有幫助學生的責任。
我不想教學生做有名無實的事。設立學生自治會了，組織學藝研究社了，通過了章程，推舉了職員，以後就別無下文，與沒有那些會社的時候一樣；這便是有名無實。創辦圖書館了，經營學校園了，一陣高興之後，圖書館裡只有七零八落的幾本書，一天工夫沒有一兩個讀者，學校園裡蔓草叢生，蛛網處處，找不到一棵像樣的菜蔬，看不見一朵有勁的花朵，這便是有名無實。做這種有名無實的事，比不做還要糟糕；如果學生習慣了，終其一生，無論做什麼事總是這樣有名無實，種種實際事務還有逐漸推進和圓滿成功的希望嗎？我說比不做還要糟糕，並不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張不要有那些會社、不要有圖書館、學校園之類的設備。我只是說幹那些事必須認真地幹，必須名副其實。自治會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項目不妨簡單，作業不妨淺易，但凡是提了出來的，必須樣樣實做，一毫也不放鬆；有了圖書館硬是要去閱讀和參考，有了學校園硬是要去管理和灌種，規模不妨狹小，門類不妨稀少，但既已有了這種設備，必須切實利用，每一個機會都不放過。而且，那些決不是一時乘興的事，既已幹了起來，便須一直幹下去，與學校同其壽命。如果這學期幹得起勁，下學期卻煙消雲散了；今年名副其實，明年卻徒有其名了，這從整段的過程說起來，還是個有名無實，還是不足以養成學生的好習慣。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想，養成語言文字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匙。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種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根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能成為推進國家民族前進的整個輪子。這個觀念雖近抽象，可是很關重要。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自顧自地教自己的功課，而不與別的教師取得聯絡；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貪圖省事，把功課教得太鬆太淺，或者過分要好，把功課教得太緊太深。做人做事，原是分不來科目的；比如，一個學生是世代做莊稼的，他幫同父兄做莊稼，你說這該屬於公民科、生物科，還是數學科？又如，一位學生出去旅行，他接觸了許多的人，訪問了許多的古蹟，遊歷了許多的山川城鎮，你說這該屬於史地科、體育科，還是藝術科？學校裡分科，是由於不得已；要會開方小數，不能不懂得加減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後又是什麼朝代；由於這種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學的辦法。可是，學生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還要與前面所舉的幫做莊稼和出外旅行一樣，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那麼，我能只顧分科而不顧綜合，只認清自己那門功課的目標而忘記了造成健全公民的那個總目標嗎？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決不專做講解的工作，從跑進教室開始，直到下課鈴響，只是念一句講一句。我想，就是國文課，也得讓學生自己試讀試講，求知文章的意義，揣摩文章的法則。因為他們一輩子要讀書看報，必須單槍匹馬，無所依傍才行。國文教師決不能一輩子伴著他們，給他們讀解書報。國文教師的工作：是待他們自己嘗試之後，領導他們共同討論；他們如有錯誤，給他們糾正；他們如有遺漏，給他們補充；他們不能分析、綜合，替他們分析或綜合。這樣，他們才像學步的幼孩一樣，漸漸地能夠自己走路，不需要他人攙扶。國文課尚且如此，其他功課可想而知。教師捧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學生對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一邊是念一句講一句，一邊是看一句聽一句；這種情景，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多麼滑稽、多麼殘酷啊！怎樣說滑稽？因為這樣之後，任何功課都變做國文課了，而且是教學不得其法的國文課。怎麼說殘酷？因為學生除了聽講以外再沒有工作，這樣聽講要連續到四五個鐘頭，實在是一種難受的刑罰。我說刑罰，決不是誇張；試想我們在什麼會場中聽人演講，演講者的話，如果無多意義，很少趣味，聽了十分二十分鐘便感覺厭倦了；即使演講者的話頗有意義，富有趣味，如果延長到兩三個鐘頭，我們也要移動椅子，拖擦鞋底，作希望離座的表示；還由於聽講到底是被動的事情，被動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了刑罰似的感覺。在聽得厭倦了而還是不得不聽的時候，最自然的傾向是：外貌表示在那裡聽而心思並不在聽；這當兒，也許是遊心外騖，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也許是什麼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禪定。教學生一味聽講，實際上無異於要他們遊心外騖或是什麼都不想，無異於摧殘他們心思活動的機能，豈不是殘酷？
我不怕多費學生的心力；我要教他們試讀、試講、試做探討、試做實習，做許多的工作，比僅僅聽講多得多；我要教他們處於主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嘗試過的事物，我決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氣講給他們聽。他們嘗試過了，我才講。可是我並不逐句逐句地講書，我只是給他們糾正！給他們補充，替他們分析或綜合。
我如果當大學教師，還是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依理說，大學生該比中學生更能夠自己看書了；我或是自己編了講義發給他們，或是採用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或別的書給他們做課本，他們都可以逐章逐節地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進教室去，按照著講義上、課本上所說的複述一遍，直到下課鈴響又跑出來，那在我是徒費唇舌，在他們徒費時間，太無聊了；我不想幹那樣無聊的勾當。我開一門課程，對於那門課程的整個系統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點兒是我自己的東西，依通常說法就是所謂“心得”，我才敢於跑進教室去，向學生口講手畫。我不但把我的一點兒給與他們，還要訓導他們、幫助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惟有如此，文化的總和才會越積越多，文化的質地才會今勝於古，明日超過今日。這就不是“教書”了。若有人問我這叫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為學”。
據說以前的拳教師教徒弟，往往藏過一手，不肯盡其所有地拿出來；其意在保持自己的優勢，徒弟無論如何高明，總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學那種拳教師，決不藏過我的一手。我的探討走的什麼途徑，我的研究用的什麼方法，我將把途徑和方法在學生面前儘量公開。那途徑即使是我獨自開闢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獨自發現的，我所以能夠開闢和發現，也由於種種的“勢”，因緣湊合，剛剛給我把捉住了；我又有什麼可以矜誇的？我又怎麼能自以為獨得之秘？我如果看見了冷僻的書，或是收集了難得的材料，我決不諱莫如深，絕不提起，只是偷偷地寫我的學術論文。別的人，包括學生在內，倘若得到了那些書或材料，寫出學術論文來，不將和我一樣的好，或許比我更好嗎？將書或材料認為私有的東西，僥倖於自己的“有”，欣幸於別人的“沒有”，這實在是一種卑劣心理；我的心理，自問還不至這麼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辦法，板起臉來對學生說，什麼思想不許接觸，什麼書籍不許閱讀。不許接觸，偏要接觸，不許閱讀，偏要閱讀，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終於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舉？並且，大學裡的工夫既是“為學”、既是“研究”，作為研究對象的材料該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豈不是舍廣博而趨狹小？在化學實驗室裡，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元素；明知它含有毒性，一樣地要教學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認識。什麼思想什麼書籍如果認為要不得的話，豈不也可以與含有毒性的元素一樣看待，還是要加以研究？學生在研究之中鍛鍊他們的辨別力和判斷力，從而得到結論，凡真是要不得的，他們必將會直指其要不得。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來得切實。
我要做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做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學生，我至少要知道他們的性情和習慣，同時也要使他們知道我的性情和習慣。這與我的課程，假定是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似乎沒有關係，可是誰能斷言確實沒有關係？我不僅僅在教室內與學生見面，當休閒時候也要與他們接觸，稱心而談，絕無矜飾，像會見一個知心的老朋友一樣。他們如果到我家裡來，我決不冷然地問：“你們來做什麼？”他們如果有什麼疑問，問得深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搖頭說：“你們要懂得這個還早呢！”問得淺一點的時候，我決不帶笑地說：“這個還要問嗎？我正要考你們呢！”他們聽了“你們來做什麼”的問話，自己就想，說不出來做什麼，以後就再也不來了。他們見到問得深也不好，問得淺也不好，不知道怎樣的問才不深不淺正合適，以後就再也不問了。這種拒人千里的語言與態度，對於不相識的人也不應該有，何況對於該是相親的朋友？
我這是不忘記“教育”那個總目標；無論我教什麼課程，總得對那個總目標負責。假定我的課程是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我決不作如是想：教了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之外，再沒有我的事兒了，我不妨縱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賭博，或作其他不正當的事。我要勉為健全的公民，本來不該做這些事；我要作為合格的大學教授，尤其不該做這些事。一個教宋詞研究與工程設計的教師，他的行為如果不正當的話，其給與學生的影響雖是無形的，卻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計它的深刻程度。我無法教學生一定要敬重我，因為敬重不敬重，在學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總得在課程方面同時在行為方面，盡力取得他們的敬重，因為我是他們的教師。取得他們的敬重，並不為滿足我的虛榮心，只因為如此才證明我對課程同時對那個總目標負了責。
無論當小學、中學或大學的教師，我要時時記著，在我面前的學生都是準備參加建國事業的人。建國事業有大有小，但樣樣都是必需的；在必需這個條件上，大事業小事業彼此平等。而要建國成功，必須使參加建設各種事業的人個個夠格。因此，當一班學生畢業的時候，我要逐個逐個地審量一下：甲夠格嗎？乙夠格嗎？丙夠格嗎……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對自己感到滿意；因為我幫助學生總算沒有錯兒，我對於建國事業也貢獻了我的心力。
我決不“外慕徒樂”，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質的環境能使我安於其業。安排這樣的環境，雖不能說全不是我所能為力，但大部分屬於社會國家方面，因此我就不說了。
本文選自《葉聖陶教育名篇》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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